基于标目数据的《春秋》三传人物信息组织与处理流程

手工时代编纂的《春秋经传引得》具有较高的质量,将其中标目数据应用于典籍人物组织有助于继续发挥其在数字化时代的价值。文章利用数字化《春秋经传引得》中标目数据对《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人名称谓进行消歧,按照说明语对相关标目进行聚合,赋予人物唯一标识符以实现人物信息的规范控制;对多标目人物进行校验,建构起一套可追溯、可复用、动态维护的典籍人物信息组织方案。文章共完成3本典籍中3,270条人物信息的组织,提出的“典籍-标目-人物”信息组织架构有助于实现典籍知识的组织与挖掘。

《春秋》三传所见体育元素及其文化特征

《春秋》三传以史学和经学双重视野对中国古代体育进行了记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春秋》三传中的体育活动及其文化特征。研究认为:《春秋》三传是“蒐苗狝狩”四时狩猎、投壶、跳远和跳高等体育项目的最早文献记载,还记载了射箭、徒手搏击、弈棋、骑马、养生等体育活动。反映出来的文化特征表现为5个方面:一是初步体现出体育健身性的基本特征;二是从礼仪性发展出审美娱乐性;三是用于区分优劣的竞争性日趋明显;四是体现出体育在技术与精神方面的双重教育性;五是通过体育交流和体育外交,消弭战争,维护和平。三传对各国交往及其所涉及到的体育元素的记载,在丰富书写文化功能和意义的同时,也成为中华体育精神形成的重要知识和观念来源。

经学与政治的功利情结——从《春秋》三传的沿革看两汉经今古文之争的政治内涵

两汉时期 ,经学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 ,经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尖锐。《春秋》三传在两汉时期的沿革 ,反映出特定的政治内涵 ,简言之 :西汉时期 ,政治更多地依赖于经学 ;而东汉时期 ,经学更多地依赖于政治。二者的关系是互为功利的。

崇实黜虚精神下四库馆臣对《春秋》三传的批评

清代学者崇尚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反对一切主观玄虚的论调,这种学术思潮,于是时各个学术层面都可以看到。学人只要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观察,便可以明显发现四库馆臣崇实黜虚的学术主张,这样的学术基调反映在对《春秋》三传的批评上,就形成重《左传》而轻《公》《穀》的现象。然而,馆臣并非一味地贬低《公》《穀》二传,其认为就义例而言,《公》《穀》仍有可取之处。若要对三传进行综合评价,馆臣则以记事之《左传》为最上,侧重褒贬大义之《穀梁传》次之,语多穿凿的《公羊传》为最下。

《春秋》三传中“何”句法位置考察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何"与疑问对象处于一个小句中,但"何"在作谓语的动词短语之前,用作副词。三传中还没有出现疑问词单独位于主语前的疑问格式,这说明疑问词不具有句首副词的用法。

“西狩获麟”:《春秋》三传的解经体式与视野

《春秋》三传,都是解释《春秋》经的解经文献,但是它们的解经倾向不同,《公羊传》《穀梁传》以义理见长,《左传》以叙事见长;它们的解经体式也存在差异,《公羊传》《穀梁传》保留了师徒讲授的问答形式,而《左传》则重在记载性的陈述。解经观念和体式的差异互为表里,也影响到三传对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以《春秋》的结尾"西狩获麟"为焦点,可以看出三传的体式差异,以及解经体式对经学观念的影响。

《春秋》三传女性人物的人文计算研究

[目的/意义]基于古籍数字化和古文智能处理的古籍人文计算研究,是近年来古文信息处理的新焦点,而以数据为基础的量化分析方法能为古籍相关的传统研究问题带来新的视角和思路。[方法/过程]以《春秋》三传中女性人物为研究对象,以多角度的女性人物知识标注为数据来源,进行了包括女性人物"姓、国、氏"、排行、谥号、尊称和年份分布的女性人物知识量化分析,以及以女性人物知识为线索的以联姻参与度为主的诸侯国联姻关系量化分析。[结果/结论]对《春秋》三传女性人物进行了新角度的解读,提供了一种可度量、可视化的研究思路,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信的数据验证。

《春秋》三传立主制度发微

关于春秋时期丧祭设立庙主的制度,《春秋》三传各有所论,汉唐以来诸儒多以三传所言为一种统一的制度。但实际上《春秋》三传关于先秦立主制度的论述,各有其义,并不能混为一事。郑玄、孔颖达合三传所论为一,不能代表汉代《春秋》今文学家的本意,亦与春秋礼制的实际不尽相合。而《公羊传》《穀梁传》的立主之说则很可能是战国礼学家构建的整齐之制,一定程度上掺杂了后儒理想化、规范化的认知,其所论述的制度并不一定为先秦礼制的实际。

孔子、《春秋》及《春秋》三传

本文通过对《春秋》三传的考察,论述了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和三传在史实、书法、礼制上的异同之处及在词语训释方面的特点。作者认为,修撰《春秋》的君子或圣人并不是指孔子;三传都带有民间传说的气息,其中有的传说极尽夸张之能事,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

苏芃:《〈春秋〉三传研究初集》

苏芃教授的《〈春秋〉三传研究初集》,2019年12月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春秋》相传为孔子编纂,《春秋左传》《春秋公单传》《春秋毂梁传》皆为解经之作,史称“《春秋》三传”。自汉至今,三传研究枝叶峻茂。本书收录作者历年来在《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中国经学》《历史文献研究》《汉语史学报》《图书馆杂志》《书品》《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的论文、札记凡十五篇,在前贤论述基础之上。

叙事与赋义:《春秋》三传“齐桓晋文之事”述论

《左传》以叙事理路确立了齐桓、晋文的"伯/霸"诠释。但《公羊》《穀梁》并不注重齐桓、晋文的叙事及其"伯/霸"属性,二传意在对"齐桓晋文之事"予以赋义。由于何休、杜预、范宁三传注皆将齐桓、晋文之诠释指向"伯/霸",使得"齐桓晋文之事"被固定在"伯/霸"之上,而《公》《穀》所赋之义反而难以彰显。从叙事回到赋义,以"同尊周"为核心、以"三临之言"为视域解读《穀梁》,以"天子—鲁—诸侯"之秩序为中心审视《公羊》,可以发现《公》《穀》赋义下的"齐桓晋文之事"体现了《春秋》义旨。虽然三传诠释理路各有不同,但都在《春秋》义下予以发传,而杜预、何休、范宁之注却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三传之义。

《春秋傳》“母以子貴”辨正

"母以子貴"最早見於《春秋公羊傳》,其所含義旨與同傳"子以母貴"截然異趣,故而歷代經學家對其意藴、真僞,聚訟不已。檢視儒經,可知其説並非向壁虚造;若以《春秋》三傳、三《禮》等經傳注參酌互證,以梳理其内在邏輯,則可發現,諸家所執一端,皆與其所謹守儒經原則息息相關,尤其與親親、尊尊、賢賢各有側重頗有關聯。《公羊傳》的處理方式將其置於一個動態的禮儀框架中,在經權之變的原則下,對妾母與嫡母都作了妥帖的安置,從而兼顧了親親、尊尊、賢賢的並存格局,具有因革損益的意藴。

《春秋》大义

《春秋》为六经之一,解释《春秋》的有《公羊传》《糓梁传》《左氏传》等,各派学者公认《春秋》有"大义"存于其间。笔者汇总前人意见,归纳为四条:一是天下公平原则,主要表现在国家官吏要选用贤能,人们之间要讲究信用,相互和睦;二是以天子为国家统一的象征,诸侯必须尊重天子;三是诸侯国之间要以仁爱之道相处,反对相互欺诈和侵伐;四是在文化认同上,站在自身所处的华夏文明的立场上,以之为内,以四裔文明为外,先内而后外。

略论《谷梁传》对陆贾的影响

陆贾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撰有《新语》12篇、《楚汉春秋》9篇(今佚)。陆贾也是儒家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精通《春秋》之学。至于他在《春秋》三传中持哪一传所述经义,前人说法不一。清代以降,戴彦升(《陆子新语序》)、唐晏(《陆子新语校注序》)、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王利器(《新语校注》)

《春秋》、孔子与今古文经学之争——以东汉的诏书奏议为例

东汉诏书奏议中对《春秋》三传及孔子言论、孔子事件的征引情况反映了古文经学及孔子本身在东汉政治中的地位变化,表明孔子在东汉政治中已取得高于六经的政治地位。今古文经学家争立学官时抬出孔子已经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学合流埋下了伏笔,但也使得其始终无法在官学上压倒谶纬化、神秘化、阐明孔子"《春秋》之义"的今文经学。

经典诠释与制度塑造:汉代《春秋》学与孔氏殷后的证成

西汉在论证自身政权合法性的过程中,逐渐将经典中的“二王之后”落实到现实制度中,不仅完成了“通三统”观念的制度实践,也确立了此后王朝政治的制度传统。其中,因时势变迁,殷人之后殊难定断。儒臣遂有以孔子之后继殷统之论,但其证成过程颇费周折。从汉元帝时的匡衡到汉成帝时的梅福,再至成帝末年“推迹古文”,孔氏殷后之说不仅需要论证孔子之后承继殷统的合理性,而且需要探赜索隐经典中有关孔氏殷后的世谱证据。其间,《春秋》三传为此提供了基本理论与基础证据,并显示出《公羊》学的核心地位以及古文经典渗入王朝制度塑造的兴起过程。但儒者在援经为用的过程中,并不注重经传解释之间的差异,充分显示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色彩。

《春秋公羊传注疏》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1月《公羊传》作为《春秋》三传之一,虽受其他两传挑战,然始终立于学官,为两汉《春秋》学主流,对两汉学术及政治影响颇大。何休撰定《解诂》,阐发义例,可谓汉代《公羊》学之大成。然后汉中期以后,古文学兴起,今文学渐衰;魏晋以降,《左氏》勃兴,《公羊》《穀梁》传习既稀,几为绝学。入唐以后,儒者整理魏晋以来学术,删定义疏。

刘向的春秋学思想新探

历代学者多认为刘向的春秋学为《春秋》穀梁学。从现存史料来看,刘向虽然提倡《春秋》穀梁学,但有兼用《公羊》《左氏》二传的情况。如何看待这种矛盾呢?刘向对于《春秋》三传虽然兼用,但目的并不相同。对于《左传》,刘向之使用仅仅出于史料方面的原因。对于《公羊》《穀梁》二传,刘向之探求则出于义理上的考虑。可以说,刘向虽然提倡穀梁学,但其目的并非是为了取代公羊学,而是为了补充公羊学。

“春秋大义”的形上过程及其学理化

孔子将《春秋》之"义"理解为"礼义",试图按照礼的精神,建构起一套足以评价历史人物是非、历史事件正误的学理依据,以之作为新的历史共识。《春秋》三传充分体认并尊重孔子所立之"义",再进行学说的阐释和学理的建构,从不同维度对《春秋》中所寄托的"义"进行深化和细化。其中,《左传》强化"德义",认为"德"是历史评价的根本,视"义"为道德共识,强调其对于历史评价的普遍意义;《谷梁传》更重视"经义",侧重分析《春秋》笔法及微言所寄托的大义,形成对"义"的逻辑建构;《公羊传》以董仲舒"春秋大义"立意,从价值共识的维度诠释"义"在治道中的存在方式,成为汉代大一统学说的基本学理。这些阐释的合力,使得《春秋》既成为了衡量历史成败得失的史学文本,又成为了关注世道人心的经书著述。

明代春秋学述要

本文参照《四库提要》,对明代解《春秋》的主要著作进行评述,涉及元明之际的汪克宽,明初的《春秋大全》,明中期的湛若水、陆粲、季本及万历以后的郝敬、杨于庭、卓尔康、朱朝英等人。着眼点主要在各人解经体例的不同上。通过义例、书法、对胡安国《春秋传》的从违,对《春秋》三传特点的评论等方面,说明明代经学的特点,特别是理学对经学解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