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例”与比兴

"《春秋》五例"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可作为史家之悬鹄,又能当成文学之示范。其中,"比"与"微而显"、"志而晦";"兴"与"微而显"、"婉而成章"异曲同工。而"比兴"的阐发功能——比德兴托则更与"惩恶而劝善"交相辉映,其政治与艺术的联姻,作为中国诗歌的意义建构方式,既是诗义转隐晦的根本原因,又是诗歌简约含蓄的重要源泉。诗如此,词亦不例外。

“《春秋》五例”、《春秋》笔法作为诗评话语——论《春秋》笔法与中国诗学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为史笔,又是诗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司马迁首次以《春秋》笔法评论屈原《离骚》始,"微而显"、"婉而成章"、"为尊者讳"、"《春秋》笔法"等都成了诗歌批评的显话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人诗史相融兼通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

“《春秋》五例”与“隐义以藏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和"隐义以藏用"在"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公认并效法的权威学术话语。首先,与《春秋》笔法贵曲相似,古代文论家们认为文学创作应采用一种曲折迂回的言说方式,即不能直说,而必须绕着弯儿说。其次,与《春秋》笔法用晦涩相似,古文论家也崇尚含蓄蕴藉。第三,与《春秋》笔法之贵曲用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褒贬劝惩相似,有些文论家强调曲折迂回,崇尚含蓄蕴藉也是为了更好地"美刺箴诲"。而中国文学作品中影射技法的产生和兴盛,则既受《春秋》笔法尚"隐"观念的影响,也是封建专制强权政治压迫文学的结果。

汉唐经学谱系中的诗史会通思想——以“《春秋》五例”为中心

汉唐时期的经学家认为,《春秋》与《诗》在文本实践上有许多相通之处。其一,与"诗言志"相应,《春秋》笔法中的"婉而成章"一例也允许"耻"、"爱"、"敬"等情志介入史文;其二,与《诗》学的"变风变雅"相应,"惩恶而劝善"一例通过神圣作者的建构来为历史文本的政治功能提供依据;其三,"比"与"志而晦"、"兴"与"微而显"构成两组对应关系,前者建立了合于周礼的符号秩序,后者以前者为基础,是作者个人之思想、情志对既有譬喻机制的重释。

杜预“三体五例”说及其文论意义

杜预藉《左传》总结的"三体五例"说包括"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体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五例。其中"三体"是《春秋》的书写体制,"五例"是《春秋》的书写法则,书写体制制约、规范书写法则,书写法则遵循、表现书写体制,其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对中国文论的表现形态、"引经据典"之风、文论家的双重身份、儒家经典文论的形成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