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宗朱辨义》与直书示义之书法

持比事属辞为研究视角,参考《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之论说,以《春秋宗朱辨义》为研究文本,考察张自超《春秋》学之原委,究竟如何宗朱。同时阐述即事可以显义,比事属辞可以观义以及以《经》治《经》,可以“无传而著”诸理念。上述观点,分两节阐说论证:一是“直书示义,予夺俱见”与朱子《春秋》学。拟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之视角,凸显朱子《春秋》学之主轴,为后半幅论说提供学理依据。二是“据事之实,仍史之文”与《春秋》宗朱。朱子《春秋》学,或语焉不详,未臻完善;或疑似之际,有待辨析。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既述且作,兼顾“宗朱”与“辨义”,往往于前修未密处,后出转精,以建构自成一家之《春秋》诠释学。由此观之,张自超著《春秋宗朱辨义》,堪称朱子《春秋》学之功臣。

融汇经例的史学:刘知幾史学思想视域中的《春秋》经传史观

唐代经学和史学的繁荣发展,呈现经史区隔、经史互动、经史交融的学术特点。《春秋》经传具备经、史双重性质,刘知幾《史通》将其纳入史学视域进行探讨,多涉及对经学观念和儒学经典的评价。从《史通》对《春秋》经传的引述中可以看出其史学思想是融汇经学的。刘知幾将《春秋》经例视为史学、史法的源头以及模范,在推尊与批判《春秋》经传同时,表达理想的史学思想。《春秋》与《史通》实录意识具有循例责实与得实书史的不同特点。通过考察刘知幾批评《春秋》的“实录”,发现其实录意识具备自觉性、反思性、丰富性,但其对《春秋》实录意识的理解仍有隔阂。

从“以《春秋》为纲”到“以周礼为本”——郑玄的经学史意义

汉代末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遍注群经,以成一家之学。郑玄的经学构建不仅是重新解释经典,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经学的根本性变革。两汉经学以《春秋》为基本纲领,而郑玄以周礼为基础遍解群经,经学成为礼学。经学的内涵,从孔子为后王所制的价值体系,转向圣王制作、孔子整理的礼制规范。对经学的整体性理解,也从“空言”转向已经实行的“行迹”。五经的性质,从两汉经师所注重的微言大义、家法师法授受转向客观知识,即经学从口耳之学转向眼手之学。正是经过郑玄的改造,“礼”从一种价值变成一种“规范”。而汉以后的王朝形成了制礼的传统,“礼”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精神。

融合、纠偏、创改——宋代巴蜀《春秋》学的贡献

宋代巴蜀《春秋》学的发展与全国《春秋》学的发展始终融为一体。在“舍传求经”的宋代《春秋》学主流的形成、确立以及理学化发展中,李尧俞、黎錞、宋堂、何涉、杨绘、杜谔、谢湜、崔子方、赵鹏飞、李明复、家铉翁等巴蜀《春秋》学者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宋代《春秋》学主流发展出现罔顾史实、主观臆断的偏差,以及因时局变化导致《春秋》废立无常,《春秋》学发展面临困境时,苏辙、杨绘、家勤国、冯正符、崔子方、冯澥等人或从学术上发力,或从政治上着手扭转不利局面,使宋代《春秋》学保持了稳定发展。苏辙在纠正偏差时对《左传》重要性的强调,王当、程公说、魏了翁等人以《左传》为主对《春秋》经传及注疏的创造性改编,增加了《春秋》学著作形式的多样性,也推动了当时非主流、相对式微的《左传》学的发展,在《左传》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急先锋与坚守者:20世纪《春秋》学转型的特征

20世纪前期,《春秋》学的转型在颠覆性的经学转型中独具特色,具有二律背反性。一方面,无论是古史辨派的批判,还是古文经学者的改造,《春秋》学都是经学转型中的急先锋。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在学术上对传统《春秋》学内容与方法的坚持,社会各界因抗日战争之需对《春秋》大义的发挥,又让《春秋》学成为经学转型中的坚守者。《春秋》学自身的特点(争议性、史学性、政治性、独特大义)与20世纪时局的特殊性(变化具有颠覆性且过程复杂、民族危机空前)是造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揭示这点能深化对20世纪《春秋》学与经学的研究,对当今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春秋》学与经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两汉章句学与基于《春秋》学视角的许郑学术

许慎与郑玄在汉代经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近现代以来,随着学术的分野,通常文字学等小学归于中文,经学阐释则归哲学,许、郑二人之学由此分途。这种情况虽可说明学术研究的细化与深入,但对传统经学不无割裂性理解之虞。经学研究中历来对郑玄之说推崇备至,而对许慎之说较为忽视。跳出传统今古文之争的解释框架,以章句学的视角来看待两汉学术,同时将许郑学术置于两汉章句兴衰、经学兼通的大背景下讨论,在此基础上选取许郑《春秋》学作为切入点,略较其异,以明二人在经学“兼通”方面的不同特点。

陆象山的《春秋》学

象山的《春秋》学是他由经学阐扬心学的重要内容。象山在接续啖助新《春秋》学的基础上,在思想上发生转变,啖助新《春秋》学所揭明的“理”只是存于具体史事中的狭义之理,而象山认为《春秋》所存之理等同于普遍存在的本心。由此思想转变,象山《春秋》学也跳出了经学的笼罩,呈现出理学的显著特征。象山基于历史是人心的呈现的判识,进一步聚焦于内惧于心与外恪于礼两个方面来阐释《春秋》,从而对应象山思想的核心理念本心与实学,使象山心学在《春秋》学中得到全面贯彻。

严自完《春秋要解》解经特点

严自完选取诸家注解汇纂而成的《春秋要解》,是明代《春秋》学孤本文献,学界尚无涉足研究。严自完《春秋要解》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博取众言、贬责有理、以礼解经和重视经义。《春秋要解》的解经思路是为追求更好地发明圣人之心,这为后世读者理解《春秋》经义提供了极大便利。

胡安國《春秋》書法説發微

胡安國認爲,孔子用抄録魯史、據事直書、删削魯史舊文、變文示義、據例書寫等書法修《春秋》,在“不没其實”的基礎上,廣泛注入他的思想理念。雖然孔子或删削魯史載事、變其舊文,但《春秋》所載事物,一依魯史爲據,未作增益。《春秋》書法根本上是爲表義服務的,義的表達是決定經文書寫、書法的根本。

宋代《春秋》学文献与宋代《春秋》学

宋代《春秋》学文献数量众多反映了宋代《春秋》学的繁荣及其在整个《春秋》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种类分布则展现了宋代《春秋》学讲求会通,注重义理、疑古惑经以及开拓创新的时代特色;时间分布、地域分布则分别展示了宋代《春秋》学发展的阶段性、地域不平衡性,共同揭示了其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密切联系。

论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

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除却人所熟知的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变专门为通学外,更有着理念层面上的内容:独特的《春秋》宗旨说建立了经文义说的主体性;记实书法原则的运用开启了“汉”、“宋”经学义理依据的转化;重以义例解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文解说的自主性;重以“讥贬之义”解经暗含着其论说立场的转变;强烈的现实关怀再建了《春秋》经世学统。

北宋《春秋》学的主要特点

从经学史的角度 ,本文全面分析、评价了北宋的《春秋》学 ,认为北宋《春秋》学著作丰富 ,在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以来《春秋》学研究的基础上 ,发展形成了以尊王思想的时代特色、会通经传的主体意识、直寻大义的解经方式和偏重义理的哲学倾向为主的四个特点 ,构成了北宋《春秋》学独特的思想内涵和学术模式。这四个特点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

范仲淹与北宋《春秋》学

近年来,学术界对宋学源头的考察日益深入,不但揭示出北宋孙复、石介、胡瑗三先生为宋学之滥觞,而且进一步肯定此前的北宋学者和政治家范仲淹是宋代复兴儒学的开山,引领宋学研究风气之先声。范仲淹不但对《易经》有深入研究,而且在《春秋》研究上也有一定造诣,成为其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北宋《春秋》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论司马迁《史记》创作与《春秋》学之关系

学界对《史记》与《春秋》之关系虽有所探讨,但从《春秋》学史的角度来全面考察其对司马迁《史记》的影响的,尚不多见。司马迁效法孔子作《春秋》,在《史记》中寄寓王道理想以及对历史的价值评判。《春秋》笔法是《春秋》的精髓所在,对司马迁创作《史记》影响甚大;后人对《史记》的"破例"颇多微辞,殊不知这正是司马迁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发扬。司马迁在思想上受《春秋》公羊家的影响,但在《史记》创作中又体现出对今文经学的超越。

汉宋《春秋》学的异同——基于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条目及相关典籍文本的研究

本文用文献学与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汉、宋《春秋》学著作条目及相关文本为依据,从著述形式、经传关系、三传关系、理论学说等四个方面,论析汉、宋《春秋》学的延变异同,以期有助于推进汉、宋学的比较研究。

宋代的《春秋》学与史学

宋代《春秋》学与史学关系密切,相互影响。一方面,宋代《春秋》学重视《春秋》的史学性质,不仅注意从史学的角度阐发《春秋》,也重视用史学方法来探讨《春秋》;另一方面,宋代史家普遍以《春秋》大义为思想指导,不同程度上效仿《春秋》义例作史,使得宋代史学的正名观、尊王观、夷夏观以及正统观等诸多历史观念都与《春秋》学关系密切,又在史体、求真理念及史学批评等史学思想方面体现出《春秋》学的重要影响。

以“公天下”大义正“家天下”之法——论中唐《春秋》学的“王道”论述及其时代意义

在中唐至北宋的儒道复兴运动中,追求合理人间秩序的“外王”之学实与“内圣”之学并行而交叉,自中唐兴起而于北宋中叶大盛的《春秋》学颇能凸显这一思潮线索。本文着重阐发中唐《春秋》学倡明“王道”之要旨及其相关论述,指出,中唐《春秋》学抉发西汉公羊学“天下为公”的微言,于大变动的历史时机重新澄清并确立“大一统”皇权专制的政治宪纲；开始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士人进行政治实践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即所谓“时中之道”,以树立新的君子人格；又根据“王道”精神提出振兴唐朝、重建中央集权的具体政治纲领,其“尊王”义恰恰构成对唐皇朝强化中央权威的现实政治路线的批判。中唐《春秋》学所开启的这一“原道”之路,在“大一统”秩序重建并巩固的北宋时代得到回应与延续。

章太炎《春秋》学三变考论——兼论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本意

经学消亡,其所述历史"神话"被否定,经学作为史料寄身于史学门下。按照中国学术"古今之变"的这一大线索来看,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后世学者基本上按照这一线索将章太炎以"六经皆史"为要义的"古文经学"进行一分为二的评说:一方面肯定章太炎破除由经见道、通经致用的经学思维,将"六经"历史文献化,使儒家六经从神圣宝典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六经皆史"之说终未能脱离儒家经学的羁绊,仍为尊经崇圣的观念所困。这样一种以"传统/现代"为框架的二分法往往使我们忽略章太炎"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轨迹和自身意图,从而造成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割裂和简化。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是其"古文经学"的主干,最能表现其"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自身的思想轨迹。本文试图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并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其"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提示其中值得重新审视的思想内涵。

后汉东观文士群与《春秋》学

明、章之后,东观超越兰台、仁寿等其他台阁,成为后汉最重要的藏书机构。东观主要职能是藏校图书,撰述史传,还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东观文士群的形成与修史关系最为密切,尤其是《东观汉记》的修撰,成为东观文士群绵延数代的最大原因。“治古学”、“通《春秋》”则是东观文士群最显著的学术特点。东观文士继承了《春秋》史学传统,多以“据事直书”的“实录”心态进行辞赋创作,作品注重褒贬美刺。东观文士“咸以《春秋》之义”及其事类典故论政析理,抒情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