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三传》、《毛传》看两汉的经今古文与训诂

两汉的经今古文与训诂的关系十分密切。作为今文经学的重要著作的《公羊传》、《穀梁传》训释经书牵强附会,任意解说;而古文经学的重要著作的《左传》、《毛传》训释经书则偏重名物,言简意赅。此训诂的文风直接影响到清代的"朴学"。

《春秋》三传所见体育元素及其文化特征

《春秋》三传以史学和经学双重视野对中国古代体育进行了记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春秋》三传中的体育活动及其文化特征。研究认为:《春秋》三传是“蒐苗狝狩”四时狩猎、投壶、跳远和跳高等体育项目的最早文献记载,还记载了射箭、徒手搏击、弈棋、骑马、养生等体育活动。反映出来的文化特征表现为5个方面:一是初步体现出体育健身性的基本特征;二是从礼仪性发展出审美娱乐性;三是用于区分优劣的竞争性日趋明显;四是体现出体育在技术与精神方面的双重教育性;五是通过体育交流和体育外交,消弭战争,维护和平。三传对各国交往及其所涉及到的体育元素的记载,在丰富书写文化功能和意义的同时,也成为中华体育精神形成的重要知识和观念来源。

基于标目数据的《春秋》三传人物信息组织与处理流程

手工时代编纂的《春秋经传引得》具有较高的质量,将其中标目数据应用于典籍人物组织有助于继续发挥其在数字化时代的价值。文章利用数字化《春秋经传引得》中标目数据对《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人名称谓进行消歧,按照说明语对相关标目进行聚合,赋予人物唯一标识符以实现人物信息的规范控制;对多标目人物进行校验,建构起一套可追溯、可复用、动态维护的典籍人物信息组织方案。文章共完成3本典籍中3,270条人物信息的组织,提出的“典籍-标目-人物”信息组织架构有助于实现典籍知识的组织与挖掘。

数字人文视域下《春秋》三传“礼”的量化分析

以礼解经是《春秋》三传的共同特色。数字人文作为科技与人文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为人文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以《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为研究对象,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结合计算机技术对“礼”这一概念进行量化分析。通过词频统计、时序分析和LDA主题建模,研究发现《左传》更注重展示礼仪在维系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中的作用,而《公羊传》和《榖梁传》则倾向于对礼仪理念的哲学解释;礼仪是维系社会稳定与权力结构的重要手段,在构建社会规范和文化传承中起到重要作用。未来研究中,应注重多维数据融合和动态演变分析,为理解春秋历史和文化提供新的视角。

《春秋》三传所见上古时期盱眙地域史探析

盱眙在《左传》和《公羊传》《穀梁传》中有“善道”和“善稻”两种名称记载。“善道”可释为交通便捷,“善稻”可释为农业兴盛。季札出使及秦汉之际用兵证明盱眙是春秋时期“东诸侯之道”的南部端点,是淮水流域南北向大道的枢纽,其战略重要性在魏晋南北朝表现尤甚,符合“善道”之名。盱眙在上古时期为最早发展稻作农业的地区之一,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符合“善稻”之称。“善道”和“善稻”的区别体现了《春秋》三传因编写思想不同从而在地名上保留下了不同的历史记忆,为丰富上古时期盱眙地域史提供了线索。

汉晋时期的《春秋》三传之学

中国历史,常有乱世。"几微之间,祸患已成。"孔子所作《春秋》,旨在探讨祸乱之源,因而为后世所重视。汉晋经学,虽然有"五经",但主要以《春秋》经为主。《春秋》文字简严,单看此书,往往不明其义。其后学者为之作传,对之加以系统阐释,最著名的有《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史称"《春秋》三传"。然而《春秋》三传文字过于简练,仍需解释,于是而有何休、范宁、杜预的代表性解释著作。《春秋》三传的思想主张,以及三个学派之间此起彼伏的学术纷争,折射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矛盾和发展需求。

《春秋》“三传”的政治美学思想

《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含有一些重要的美学思想,如春秋笔法、"大一统"论、家国情怀、以礼为本、以美成礼、礼乐彬彬、审美标准、自然审美,等等。"三传"坚持妙语诱人的原则,不直说而曲说,不明说而隐说,不重说而轻说,不正说而反说,都具有一定的美学追求。"三传"中,家国情怀观是中国美学的灵魂,既重视家庭伦理,又重视国家礼制,并以国家礼制为重;仁使礼成为社会审美的核心,美的仪式感成就了礼;礼与乐配合,体现出善与美的统一。"三传"提出了"顺"(自然)"和"等审美标准,记录了一些自然景物,透露出一些自然审美的观点,并指出华夏重在文化上的先进,中国美学精神之源在华夏。这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儒家政治美学之源。

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及相关问题探微

孔子著《春秋》,经学家为其作传甚多,亦为精湛,东汉通儒马融则另辟蹊径,立足于《左传》,著《春秋三传异同说》。《春秋》三传,鼎足而立,各有偏重,各有特色,马融善于发现问题,于三传之说之外,阐发自己不同观点,也使人们对《春秋》研究有了新的视角。

《春秋》及其“三传”所见建筑原则探析

文章通过对《春秋》及其"三传"中建筑文献的梳理,归纳总结了其中蕴含的建筑原则;并通过对具体文献的解读,分析了其所展现的时代特点与思想倾向。

经学与政治的功利情结——从《春秋》三传的沿革看两汉经今古文之争的政治内涵

两汉时期 ,经学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 ,经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尖锐。《春秋》三传在两汉时期的沿革 ,反映出特定的政治内涵 ,简言之 :西汉时期 ,政治更多地依赖于经学 ;而东汉时期 ,经学更多地依赖于政治。二者的关系是互为功利的。

苏芃:《〈春秋〉三传研究初集》

苏芃教授的《〈春秋〉三传研究初集》,2019年12月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春秋》相传为孔子编纂,《春秋左传》《春秋公单传》《春秋毂梁传》皆为解经之作,史称“《春秋》三传”。自汉至今,三传研究枝叶峻茂。本书收录作者历年来在《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中国经学》《历史文献研究》《汉语史学报》《图书馆杂志》《书品》《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的论文、札记凡十五篇,在前贤论述基础之上。

崇实黜虚精神下四库馆臣对《春秋》三传的批评

清代学者崇尚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反对一切主观玄虚的论调,这种学术思潮,于是时各个学术层面都可以看到。学人只要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观察,便可以明显发现四库馆臣崇实黜虚的学术主张,这样的学术基调反映在对《春秋》三传的批评上,就形成重《左传》而轻《公》《穀》的现象。然而,馆臣并非一味地贬低《公》《穀》二传,其认为就义例而言,《公》《穀》仍有可取之处。若要对三传进行综合评价,馆臣则以记事之《左传》为最上,侧重褒贬大义之《穀梁传》次之,语多穿凿的《公羊传》为最下。

《春秋》三传中“何”句法位置考察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何"与疑问对象处于一个小句中,但"何"在作谓语的动词短语之前,用作副词。三传中还没有出现疑问词单独位于主语前的疑问格式,这说明疑问词不具有句首副词的用法。

《春秋傳》“母以子貴”辨正

"母以子貴"最早見於《春秋公羊傳》,其所含義旨與同傳"子以母貴"截然異趣,故而歷代經學家對其意藴、真僞,聚訟不已。檢視儒經,可知其説並非向壁虚造;若以《春秋》三傳、三《禮》等經傳注參酌互證,以梳理其内在邏輯,則可發現,諸家所執一端,皆與其所謹守儒經原則息息相關,尤其與親親、尊尊、賢賢各有側重頗有關聯。《公羊傳》的處理方式將其置於一個動態的禮儀框架中,在經權之變的原則下,對妾母與嫡母都作了妥帖的安置,從而兼顧了親親、尊尊、賢賢的並存格局,具有因革損益的意藴。

《春秋》大义

《春秋》为六经之一,解释《春秋》的有《公羊传》《糓梁传》《左氏传》等,各派学者公认《春秋》有"大义"存于其间。笔者汇总前人意见,归纳为四条:一是天下公平原则,主要表现在国家官吏要选用贤能,人们之间要讲究信用,相互和睦;二是以天子为国家统一的象征,诸侯必须尊重天子;三是诸侯国之间要以仁爱之道相处,反对相互欺诈和侵伐;四是在文化认同上,站在自身所处的华夏文明的立场上,以之为内,以四裔文明为外,先内而后外。

曾运乾经学研究三书述评

曾运乾不仅以精通声韵名家,经学研究也有骄人成绩。在《尚书正读》、《毛诗说》、《春秋三传通论》等著述中,他综合运用音韵、训诂、语法、修辞等知识,在解说经义、训释字词、点断句读、剖析文理、抉发经书意蕴、裁决经学争讼等方面屡有新获,能兼汉、宋之长,不拘今、古家法。曾运乾由小学入手治经,一改湖南经师不通小学的旧观,在湘学史上尤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先秦“春秋”概念演变及其历史生成

先秦时“春秋”包含三个概念:一是百国《春秋》;二是孔子所修的《春秋》;三是《左氏春秋》。三种《春秋》彼此间时有混淆。《左传》于战国之际广泛流传,其事其义被广泛引用,常被称为《春秋》。孔子之后的数百年间,在历代孔门弟子的口授笔传下,孔子所修之《春秋》才逐渐从多种《春秋》中凸显出来,然而亦有与《左传》相混杂的情况。

略论《谷梁传》对陆贾的影响

陆贾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撰有《新语》12篇、《楚汉春秋》9篇(今佚)。陆贾也是儒家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精通《春秋》之学。至于他在《春秋》三传中持哪一传所述经义,前人说法不一。清代以降,戴彦升(《陆子新语序》)、唐晏(《陆子新语校注序》)、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王利器(《新语校注》)

《春秋》、孔子与今古文经学之争——以东汉的诏书奏议为例

东汉诏书奏议中对《春秋》三传及孔子言论、孔子事件的征引情况反映了古文经学及孔子本身在东汉政治中的地位变化,表明孔子在东汉政治中已取得高于六经的政治地位。今古文经学家争立学官时抬出孔子已经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学合流埋下了伏笔,但也使得其始终无法在官学上压倒谶纬化、神秘化、阐明孔子"《春秋》之义"的今文经学。

经典诠释与制度塑造:汉代《春秋》学与孔氏殷后的证成

西汉在论证自身政权合法性的过程中,逐渐将经典中的“二王之后”落实到现实制度中,不仅完成了“通三统”观念的制度实践,也确立了此后王朝政治的制度传统。其中,因时势变迁,殷人之后殊难定断。儒臣遂有以孔子之后继殷统之论,但其证成过程颇费周折。从汉元帝时的匡衡到汉成帝时的梅福,再至成帝末年“推迹古文”,孔氏殷后之说不仅需要论证孔子之后承继殷统的合理性,而且需要探赜索隐经典中有关孔氏殷后的世谱证据。其间,《春秋》三传为此提供了基本理论与基础证据,并显示出《公羊》学的核心地位以及古文经典渗入王朝制度塑造的兴起过程。但儒者在援经为用的过程中,并不注重经传解释之间的差异,充分显示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