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决狱》与引经注律

汉代援礼入法开始法律儒家化 ,其体现为《春秋决狱》和引经注律 ,这种儒家化一方面改造了汉律的苛酷性 ,但本身也需要不断完善与深入 ,引经注律克服了《春秋决狱》的缺陷 ,使法律儒家化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西汉的《春秋》决狱及其历史地位

西汉的《春秋》决狱及其历史地位华友根西汉时期，由于独尊儒术．表彰《六经》，故《六经》及《论语》、《孝经》的儒家经义，是人们政治、社会活动的指南与准则，所以经义不仅可以断事，也可以用来断案和决狱．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以礼义为主要内容的儒家经义高于一切。另...

汉代的血族复仇与《春秋》决狱

汉代，血族复仇之风盛行，成为两汉社会风俗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当时，许多社会阶层都存在浓郁的血族复仇风习，即使诸侯王公亦是如此。而官府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处理则相当宽容，这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春秋》决狱”法律行为有很大的关系。两汉时期的《春秋》学，主要是公羊学派，而《公羊传》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对复仇的推崇。

春秋决狱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危害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历史上的一种奇特现象 ,其特点是以《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法律依据 ,其实质是把儒家经典法律化 ,将法律儒化。春秋决狱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文章探讨了春秋决狱的实质及起因 ,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它给传统文化造成的危害。文章认为 ,要使中国法治走上现代化之路 ,必须从根本上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

春秋决狱——从实践出发的审判思路

先秦时代所形成的《春秋》等经典实是先秦时代人们长期实践经验的写照,而《春秋》决狱正是通过对以往人们实践经验的再阐释来平息争端、解决纠纷,达致各方利益平衡的。从尚存的春秋决狱的六个案例中可看出,从实践出发,针对具体案件,解决纠纷才是审判的实质所在。

再论《春秋》决狱之“原心定罪”

《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是一种有重要影响的断案方式。它针对疑难案件适用独特的指导思想“原心论罪”,强调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相统一的司法审判方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司法公平和正义。

贵和求和的司法文化——以“《春秋》决狱”为例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不仅开创了法律儒家化进程,而且实现了古代司法由"峻"向"和"的转折,迈出了儒家"和"的司法文化曲折历史的第一步。通过"《春秋》决狱"遗存下来的四个案例的分折,展示儒家"和"的司法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春秋》决狱”与古代判词文化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儒家道德对传统法律的渗透和改造,对后世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说法认为,《唐律》的颁布标志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本文重点探讨《春秋》决狱和中国古代判词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由此得出结论,《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生命力顽强的司法传统,一直存活在中国古代的判词文化中,以迄近代。

董仲舒《春秋》决狱案例评析

《春秋》决狱，又称经义断狱，是指除依据法、令断狱外，还可以直接引用儒家的五部经典：《诗》、《书》、《易》、《礼》、《春秋》，特别是《公羊春秋》的内容和语义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春秋》是孔丘修订的一部鲁国的编年史。我国以《春秋》决狱始于西汉中期，是经董...

从《春秋》决狱看中国义务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参照西方的义务论理论,分析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务论伦理思想,得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务论的伦理思想——尤其是《春秋》决狱制度——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要认真研究传统的道德理论,并应用到现实实践中,尤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继承传统文化的理论精华。

“引经决狱”的实质与作用

“引经决狱”是伴随汉代统治思想发生转变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既反映了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也表现了儒家思想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对法律的补充。它在维持君主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方面与汉代法律是一致的；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引经决狱”并不意味着司法官员可以对儒家经典随手引用，任意发挥，而是有如董仲舒《春秋决狱》之类著名学者的规范性解释。

略谈“以经决狱”

在我国法制史上,有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以经决狱”。所谓“以经决狱”,就是用记载儒家圣人言论的典籍,作为法官判案的准则。这个现象开始于汉代,倡行人就是那位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是春秋公羊学派大师。作过地方行政长官,有治民办案的经验。据东汉末年的应劭说,董仲舒老病退休在家,朝廷仍多次派遣职掌刑狱的延尉张汤去向他请教。董仲舒于是著《春秋决狱》一书,详细记载以经义判决刑狱的二百三十二件案例)

董仲舒在淮南王案审理中的影响——基于《史记》《汉书》的考辨

在没有亲自参与的情况下,董仲舒仍在淮南王案审理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吕步舒担任主审官并不是出于其师董仲舒的推荐,但是汉武帝之所以任命他担任主审官,主要考虑到他是董仲舒的弟子,以期他能以董仲舒的思想审理淮南王案。事实证明,吕步舒确实以《春秋》决狱,其审判依据“君亲无将”受到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影响;反之,淮南王案的审理推动法律儒家化,基本奠定了后世以司法判决宣告谋反违法性的方向,且“君亲无将”原则逐渐成为认定谋反罪的法理依据,《唐律疏议》则将其正式写入法律条文。

经义断狱

我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加强他们的伦理道德和礼教纲常的统治，不仅在立法上直接赋予其伦理道德和礼教纲常以法律效力，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公开用“六经”的精神审判件，即所谓的“经义断狱”，或“《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与中国古代法制的真实关系

《春秋》决狱对中国古代法制起着破坏作用是学界通说,此观点颇有疑问。作为一种审判方式的《春秋》决狱,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在汉代疑狱奏谳制度的实施中,由中央司法机关廷尉处理疑难案件时率先采用并逐步盛行和制度化。《春秋》决狱制度是与制定法并列的判例法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春秋》决狱一方面受制定法的严格规制,另一方面对制定法有补阙纠偏的功能,是法律缺陷的修补机制,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完备化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坐标内外的董仲舒——评黄铭《推何演董:董仲舒〈春秋〉学研究》

在哲学和史学等领域,董仲舒研究已然成果丰硕。2023年出版的黄铭《推何演董:董仲舒〈春秋〉学研究》一书,则明确回到传统经学研究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董仲舒的另一个面相。《春秋》是属辞比事之学,故黄铭认为辞例是理解《春秋》的不二法门。董仲舒作为汉代景、武之际的《春秋》学博士,但董生《春秋繁露》中的辞例向来不受重视,因此不同于以往研究,黄铭首先梳理董仲舒的辞例,并以之为统贯董氏《春秋》学的纲领。同时,何休《公羊解诂》作为两汉唯一一套完善的《春秋》辞例之学,必须依托何休才能更好地理解董仲舒,此即黄铭所谓“推何演董”。诚然,回到经学研究的视野中,何休便是董仲舒研究最重要的参考坐标,但在何休的观照下,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以及天哲学等问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历史偏差,值得我们进一步省察。

汉魏法简论

本文通过揭示汉魏两朝法律的承继脉络，论述了汉魏在立法和法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探讨了法学在当时成为显学的原因，认为法学的繁荣离不开诸家平等并存、争鸣的学术环境。

论董仲舒的法政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董仲舒是汉代治《公羊春秋》的一代鸿儒,其思想主张在《天人三策》中初显,后在《春秋繁露》中更加成熟和系统化。他的政权三重正当性论为君主专制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完整的、体系化的理论依据;天人感应论和灾异说不仅有力地论证了君权天授,还起到制约君主专制和指导统治方略之德礼政刑的作用;"中民之性"的人性论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为国家礼法制度提供了人性论依据;《春秋》决狱不仅纠正了汉承秦制以来法律的教条和僵化,而且开启了传统中国衡平司法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