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春秋笔法”的罪郑叙事

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十岁的宜臼被申侯等拥立为王,即周平王,都洛阳,东周开始。而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的标志则是起自郑庄公的无君无亲。郑伯用阴谋将弟弟共叔段逼到绝境,将母亲困在城颖,揭露了他的无亲;郑庄公视周为敌国,由周郑交质到反目成仇,繻葛之战,射王中肩,从此周天子尊严扫地,鞭笞了这位枭雄的无君。《春秋左传》从隐公元年写起,不仅仅是出于时间的考虑,更是一种“罪郑”的叙事意图,即把郑庄公看成是“礼崩乐坏”的罪魁祸首,《左传》细致地记载了他多次违背周礼的行为,甚至记载了他几个儿子的争权,郑国从此衰落,这是郑庄公种下的恶果。《左传》这样写是对他违礼的谴责。仔细研读这一部分的叙事,可以更好地理解《春秋》笔法。

《春秋左传》杜注孔疏异义辨举隅

杜预注、孔颖达疏是《春秋左传》最重要的注疏,一般认为“疏不破注”,孔疏总是维护杜注。但这只是表象,仔细推敲,注疏之间亦有异义,故撰此短札以作辨析。《春秋》僖公五年:“夏,公孙兹如牟。”杜注:“叔孙戴伯娶于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于牟,因自为逆。”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引金文辯誤三則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是當代研究《左傳》的扛鼎之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該書相對其他注釋《左傳》著作的特色是大量地使用金文材料。然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楊注”在使用金文上還存在不少疏誤。文章擇其引金文疏誤之處三則進行勘誤與考證,以期有助於更好發揮《春秋左傳注》的學術價值。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商榷

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是一部对研读《左传》很有价值的训诂学著作，本文就阅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商榷，以就正于方家。

专书词典义项设立刍议——从《春秋左传词典》情感类词语的义项设立谈起

本文在对《春秋左氏传》情感类词语的使用义进行穷尽性调查的基础上 ,从词典编纂的角度分析了《春秋左传词典》中该类词语释义时的义项设立情况。发现“爱、亲、德”等十二个词需增补义项 2 5个 ,“思、忿、戚”等 6个词的义项需要调整。认为义项的详审赅备是专书词典的重要特色 ,涵盖的周遍性、切分的细密性是专书词典义项设立应遵守的基本原则 ,穷尽性的义点调查是设立义项的基础 ,词的结构功能和词义的系统性是设立义项的重要参考。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商榷(续)

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是一部对研读《左传》很有价值的训诂学著作,本文就阅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商 榷,以就正于方家。

《春秋左传注》勘误四则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大醇小疵,本文谨就该书桓公二年、闵公二年、文公十八年以及 宣公四年的相关注文提出不同见解。

掇其精粹 订补申说——《左传会笺》影响《春秋左传注》的几种方式

《左传会笺》为20世纪初《左传》注释的重要著作。《春秋左传注》晚出,能海纳百川,富采旧注,择撢群籍,遂有驾旧轶往之势,在《左传》训释诸书之中,最为称首。作为往籍旧说,以《左传会笺》之重,自然纳入《春秋左传注》参考权揆之范畴。对比分析两书,可以看到《春秋左传注》受到了《左传会笺》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为基本接受、约取其意、取其精粹、作以申发等几个方面。这种对比分析,为正确评价《左传会笺》的贡献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为深入理解《春秋左传注》的学术成就和特征提供了一种途径。

《春秋左传注》考辨

本文对 1 990年版《春秋左传注》残存的文字讹误予以纠正 。

关于《春秋左传注》的几个问题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下称杨注）解决了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多所创见,可称为一部博大精深的集大成之作。但金无足赤,个别地方似可再商。现就杨注中关于“柔”、“报”婚的问题略加分疏,向杨先生并海内同好请教。 《左传·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右公子。” 杨注:“上淫曰烝。宣公为庄公子,桓公弟……夷姜或是庄公妾,为宣公庶母。宣公与夷姜通奸,必在庄公或桓公时,故《传》文以初字别之。宣公既立,乃立夷姜为夫人。故《卫世家》云:‘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伋子（即急子）,以为太子。’宋人洪迈《容斋五笔》误认宣公与夷姜之通奸在宣公既立之后,因而怀疑此事,不可信。” 按:此为《左传》所载“烝”婚之首次。杨注以“宣公与夷姜通奸”释“

治经方法的嬗变与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

从治经方法的变化考察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可以看出清代《春秋左传》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揭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治经方法对应不同的研究课题,标示着某种学术规范的确立。治经方法因各个阶段所反对的对象不同而变化,治经方法的嬗变实际上意味着旧的课题的解决与新的课题的树立,反映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轨迹。

《春秋左传》“以为”结构分析

文章从汉语史的角度 ,分析了复音动词“以为”由“A以为B”到“以A为B”再到“以为AB”发展的轨迹 ,进而得出《春秋左传》中的“以”和“为”合用还未普遍具有动词“认为”义 ,只能看作是“以A为B”

《春秋左传》中“所以”和“是以”试析

由于句子类型的转变及句法结构的词汇化共同作用而最终导致“所以”从词组向因果连词的过渡；同时在《春秋左传》中并非所有的“是以”都是介宾结构“以是”的倒文，连词“是以”在《春秋左传》中已以固定词组表示一种新的意义，逐渐与位置的前置没有词序上的联系。

《春秋左传注》标点自乱其例辨正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是一部在《春秋》、《左传》整理和研究方面很有价值的著作 ,但是其标点也间有可以商榷之处。本文试对其部分标点的自乱其例问题进行辨正 。

《春秋左传》中助动词“可以”探源

“可以”在《春秋左传》中宜分为两种情况 :助动词“可以 1”和结构松散的两个词“可以 2”。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认为 ,助动词“可以 1”在《春秋左传》中处于绝对优势 ,“可以 2”并非“可以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时间判断商补二则

恒公七年《经》（118页）：“七年春二月己亥。”杨注谓：“此年仍建丑，……此实周正之三月，夏正之二月。”按：杨注：“此年仍建丑，”此不误；又谓：“此实周正之三月，夏正之二月。”则误矣。此年实建丑，所谓“春二月”实际应该是周正春三月，夏正之正月，殷正则二月矣。以周历比殷历早一个月，殷历比夏历早一个月故也。周历与夏历原相差两个月。杨注以周正之三月当夏正之二月，二者仅差一个月，误。此处1981年初版时原谓：“此实周正之三月，夏正之四月。”误。修订版改“四月”为“二月”。再误。而同年《传》“七月春”，杨注谓：“此年仍建丑，疑是夏正三月时事，于丑正为四月。”此则不误。此处虽与上事不同，但都于同一页中，此处既知夏正与丑正（殷正）相差一月，上例则误夏正周正也相差一月，一页之中。前后矛盾如此。亦失察之过也。

曾子文章对《春秋左传》《国语》的读以致用——阅读的“潜水作业”之九

阅读的"潜水作业"是实现经典深阅读的有效方略。曾子文章对《春秋左传》、《国语》的读以致用,《论语》有24例,《曾子》有16例,《孝经》有4例,《主言》有8例,它们灌注了以史为鉴的精神,发挥了"《春秋》教育"的功能。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的经学成就

清代经学史上《左传》的考据,经历了由尊汉学而辑存汉儒旧注、批判杜《注》孔《疏》,进而重新建立注疏的过程。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旨在"存《春秋左传》之古学",从而搜采古训,匡正杜《注》,补充注解,为《左传》新疏奠定学术基础。这些是其经学成就的具体表现。

再论《左传会笺》影响《春秋左传注》的几种方式

《春秋左传注》对《左传会笺》借鉴的方式是:有所增补、择为一说、提出异说、参稽比勘。通过对该问题的讨论,可见《春秋左传注》与《左传会笺》等旧注疏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并为正确评价《左传会笺》的贡献和深入理解《春秋左传注》的学术成就提供别一种角度。

《春秋左传诂》地理考证成就评述

清乾嘉学者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为十三经清人注疏之一,其"说地理尤为所长"。该书重视考证地名、郡县沿革及水道变迁,文献记载与实地调查并重,前人旧说与时人观点并存。其为杜预注补注来源出处,匡正其失,体现出实事求是、择善而从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