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纬》成书考

《春秋纬》的成书,并无专门考证,论者多依纬书之成书定谳。然《汉书.李寻传》所及"五经六纬"之名称,及《后汉书.张衡传》所言纬书成于"哀平之际"说,尚存诸多悬疑。考证《春秋纬》中所引新"五德终始说",可以认定《春秋纬》当在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后为之,由刘歆与精通图谶的民间人士合著而成。

《春秋纬》对《春秋繁露》阐释模式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繁露》在阐释《春秋》经文内容时,并不局限于对《春秋》原意的解释,而是更倾向于近代阐释学所偏重的阐发,这恰恰也是《春秋纬》作者的用意所在。《春秋纬》在继承《春秋繁露》阐释意识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文本解读、理论重构以及文学想象等3个层面。

论《春秋纬》对《春秋繁露》受命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于《春秋》之义多有发挥,最显著的便是将其导向谶纬。受《春秋繁露》影响极深的《春秋纬》,于其中的受命改制思想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其继承主要体现在二者都是以《春秋》为改制思想的发起点,皆为先言受命,后言改制;其变化则主要体现在以灾异为天命之征象、多言圣人受命、将三统说与新五德终始学说杂糅等诸多方面。

《春秋纬》对《春秋繁露》天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繁露》将"正元"与"灾异"视为《春秋》之"二端",并通过其阐释天人理论,将人事、历史与上天之意旨连结在一起。《春秋纬》在接受《春秋繁露》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将天人理论又加以深入和拓展,具体体现为正元观念的发展和灾异思想的强化。

“精理为文”与“理隐文贵”——以《春秋》三传与《春秋纬》为例论汉代“经纬成文”

刘勰《文心雕龙》对经、纬、文之间的关系,有精辟论述。从《春秋》三传的"精理为文",到《春秋纬》的"理隐文贵","经""纬"相错"成文"的演变较为明显。"经"与"纬"的"隐义藏用"的文章特征,其实在经、史、子书中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具备了一定的"文学性"。

《春秋纬》的过度诠释:孔子神化与经典臆说

《春秋》经本来非常简单,《公羊传》和公羊学通过"以义解经"生成许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春秋纬》进而通过孔子神化与经典臆说成为经典过度诠释的范例。尽管过度诠释可能会实现意义再生,但离开事实根据和经典本义的诠释毕竟让人觉得远离真正的学术探讨,不可避免沦为随意想象发挥和主观任性臆断。

论《春秋纬》对《春秋》经的阐释

《春秋纬》对《春秋》经的阐释,主要集中在释成书、释星象灾异、析义理和疏经义四个方面,其间所存留的资料,可与《春秋》三传相补充,是汉代《春秋》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春秋纬》的整理与研究

《春秋纬》的研究,始自光武帝崇信谶纬,东汉之后,《春秋纬》被官方禁绝,但并未淡出学者们的视野,其内容屡为后人征引,说明研究并未中断;历代学者对《春秋纬》的整理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整理、星占研究、文献征引三个方面;历代研究的不足,在于缺乏对《春秋纬》的专门研究,这也正是今后研究的方向所在。

论《春秋》“为汉制法”的三重功能

两汉时期,《春秋》学大兴。汉儒提出《春秋》"为汉制法"命题,反映了两汉时人对《春秋》在政治生活中之重要性的认识。《春秋》"为汉制法"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或者说其在汉代具有三重功能。《春秋》之道奉天法古,在董仲舒的解释下,它为汉王朝统治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确立了汉王朝的王道观,具有了根本大法的意味。此后,经由汉儒的推动,《春秋》治人断事之特色被不断发扬光大,成为一部经世致用之作,尤其可以被适用于司法领域充当断案决狱的依据。东汉中兴后,在谶纬内学的影响下,《春秋》又被渐渐神圣化,成为时人心目中孔子专门为汉代制定的"天宪"。

汉代“秘经”:纬书思想分论

纬书是相对于经学而言的,因此,欲明纬书之形成与思想,必先了解当时经学之发展及特点。该著即尝试在汉代经学发展的视野下对纬书的形成与思想作一整体的研究。在这一前提下,作者对《易纬》、《春秋纬》、《尚书纬》等诸纬的形成与思想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纬书形成方面,主要侧重从西汉经学传承的情况来分析各个纬书的形成。西汉经学发展到中期以后,都发生了一种歧变。这种歧变的原因在于经学的发展受到了阴阳五行思想的重大影响。如孟喜易学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与《易纬》的关系、齐诗的“四始五际说”与《诗纬》的关系,等等。在纬书思想方面,作者着重分析各个纬书的独特内容,尤其注重其中的经学思想。总体而言,该著旨在从经学的角度对纬书思想进行研究,从而展现纬书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