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 ,批驳笔者关于孔子作《左传》蓝本的观点 ,一口认定孔子“作《春秋》”是“修《春秋经》” ,说是“一经三传 ,都以为经为孔子所修 ,这是司马迁所已具备的观念”。这也是历代经生迂儒的传统习见。本文以一经三传的事实入手 ,证明“修《春秋经》”说 ,实乃“乌有之谈”。

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经》

作为孔子一生事业之象征,《春秋经》产生于华夏古典文明第一次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从体例与形式、取材与内容、大义与微言等方面观照,这部以编年史形式出现的儒学经典,与现代学科系统中的文化史,有诸多相通之处。《春秋》一书于后世之历史影响,是这部经典之作精神文化价值的深切体现。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经》的现代诠释,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史的撰写,亦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

说《春秋经》“公孙敖不至而复”

主张对《春秋》经传的诸多"复"字作具体分析,不赞成对它们作笼统而不切实际的结论。由此入手,本文对唐代陆淳与当代大学者杨伯峻先生相关的说法提出了批评。

《春秋经》、《传》日月食考

《春秋经》与三《传》(《左传》、《公羊》、《谷梁》)对日月食的记载,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自然科学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春秋至战国的二百四十二年里,据鲁《未修春秋》所记,鲁国可以看到六十一次日月食。但《春秋经》却记了三十七次。《经》与三《传》及三《传》相互之间在日月食记载上,有许多地方迥然相异。现仅就涉猎之所及做一简要考证。

《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回答中大夫壶遂的那一段话,也被班固撰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全部转抄,两史连载,影响深远。但它应该是“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整个都是援引董仲舒的,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阐发。《春秋》“新王”受命而改正朔,制正月,不再奉周之正朔,重新建构出一个道统。《春秋》经虽非历史却能够创设历史,足以成一代之法统。历史的最高点不在现实的王朝更替中呈现,在《春秋》的经义之中历史才能达到境界升华。公羊学话语系统中的《春秋》绝不只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阐发王道、揭橥正义的伟大经典,因而它超越了具体史实和繁琐事务,指向事情背后的意义、价值,具有形上高度和超越能力,却不“空言”,注重在“行事”中展开理性分析和思辨阐发,而成为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教科书。

《春秋宗朱辨义》与直书示义之书法

持比事属辞为研究视角,参考《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之论说,以《春秋宗朱辨义》为研究文本,考察张自超《春秋》学之原委,究竟如何宗朱。同时阐述即事可以显义,比事属辞可以观义以及以《经》治《经》,可以“无传而著”诸理念。上述观点,分两节阐说论证:一是“直书示义,予夺俱见”与朱子《春秋》学。拟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之视角,凸显朱子《春秋》学之主轴,为后半幅论说提供学理依据。二是“据事之实,仍史之文”与《春秋》宗朱。朱子《春秋》学,或语焉不详,未臻完善;或疑似之际,有待辨析。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既述且作,兼顾“宗朱”与“辨义”,往往于前修未密处,后出转精,以建构自成一家之《春秋》诠释学。由此观之,张自超著《春秋宗朱辨义》,堪称朱子《春秋》学之功臣。

《春秋》“雨木冰”异象书写的汉、宋学诠释进程

《春秋》为灾异言说之肇始,而异常气象是灾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雨木冰”为例,《春秋》三传起初目的是正人事仪则,而汉儒通过“天人感通”之说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加强了灾异的神秘感验性,更以京氏易等术数思想使得神异的主观随意性解说变得固定化和学理化,从而形成了后代“木冰兆凶,应验在大臣”的固定认知,透露着汉代的类感思维与灾异说“以果觅因”的特质。宋人之学重义理,对于雨木冰现象有了较为合理的认识,更掀起对“正朔”问题的讨论,体现出理学的正面影响。但宋学穿凿义理之弊,又造成了异象诠释变得支离。在汉、宋之学的共同影响下,雨木冰的诠释既有符合万物之理的一面,又长期未脱离占验的神秘化理解。

吕本中《春秋》思想研究

结合吕本中著述内容可确证《春秋集解》援引“吕氏曰”中的“吕氏”为吕本中。吕本中作为宋代以道学解经的先驱,对《春秋》见解独到。吕本中治《春秋》反对汉代考辨及以意解经,主张以道学解经、引经解经。其对天命、修养论等问题的讨论推动了道学向理学的进一步成熟。

独宗伊洛:李明复《春秋集义》编撰发微

李明复《春秋集义》撰成于嘉定十三年六月至十一月之间。其书征引十七家皆系本朝深具伊洛渊源的《春秋》学说,这种独宗伊洛一派的集解方式,在宋代《春秋》集解中可谓有一无二。宋代《春秋》集解中的伊洛特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轻至重的趋变过程。李明复《春秋集义》完成了对伊洛《春秋》学及其学统的梳理和总结。《春秋集义》的编撰与“嘉定更化”之后的政治、学术情势密切相关。李明复不仅以朱熹《伊洛渊源录》作为征引诸家的主要依据,而且在立此《春秋》学的“道学宗派”上,也受到了《伊洛渊源录》的深刻影响。其集解方式当受到朱熹《论孟集义》(又名《论孟精义》)的启发,同时也与当时蜀地学术传统有关。

“文本诠释”与“现实投射”:杜预、范宁《春秋序》中的历史与建构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将“《春秋》始于隐”指向周平王与鲁隐公时间上的相接,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亦承其说,但二者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杜预在强调时间相接的同时,亦将鲁隐公视为让国之贤君,从而将鲁隐公比之周公,对其有再兴东周的期待;但在《穀梁》的脉络下,范宁不能将鲁隐公视为贤君,而只能冀望于孔子的“将来法”。也就是说,在杜预、范宁笔下,周公、孔子产生了不同的位阶,“圣人制作”的主体也就随之改变,从而形成了“再造中兴”与“俟诸将来”两种不同的期待。究其实,则是西晋初“绍开中兴”与东晋末“礼崩乐坏”的历史现实在杜预、范宁文本中的投射,从而产生了二者对《春秋》与“圣人”的不同解读与诠释。但二者对《春秋》的解读并不仅仅是“知人论世”,更是要“知事用世”,期待《春秋》由经典文本进入历史世界,从而使现世走向《春秋》所昭示的“王道世界”。

“直道”与“曲笔”:朱子《春秋》学基本精神探微

朱子于《春秋》未尝有专著问世,然朱子《春秋》学实存在非常丰富的内容,且无不吻合于其理学的基本精神。简而言之,朱子将《春秋》理解为孔子“圣人之心”的自然流露,相比于后世学者以“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论《春秋》,孔子《春秋》的基本精神在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圣人与学者之间存在着“直道”与“曲笔”的基本分别。由此,朱子主张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态度去体认圣人《春秋》“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的宗旨,而反对通过前代学者的“条例”之学“委曲”地理解《春秋》之义。

万斯大《春秋》学中的政治秩序思想解析

政治秩序是万斯大《春秋》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从王道之尊、君臣之义、立嗣之正三个方面考察,其核心思想是正名分、重公义与通权变。万斯大推尊周王室的权威,也重视侯伯之政的作用,以维系天下的秩序与安定;坚守君臣名分,对世卿与弑逆之臣有严厉的批评,但是对违礼悖德的国君也不加宽宥;坚持以正立嗣,同时强调政治公义,提出立贤与改立新君的主张。万斯大的政治秩序思想既是对《春秋》学所作的疏正,又是激于明清鼎革的时势,以探讨治乱兴衰之由,有着深湛的思考与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以《春秋》为纲”到“以周礼为本”——郑玄的经学史意义

汉代末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遍注群经,以成一家之学。郑玄的经学构建不仅是重新解释经典,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经学的根本性变革。两汉经学以《春秋》为基本纲领,而郑玄以周礼为基础遍解群经,经学成为礼学。经学的内涵,从孔子为后王所制的价值体系,转向圣王制作、孔子整理的礼制规范。对经学的整体性理解,也从“空言”转向已经实行的“行迹”。五经的性质,从两汉经师所注重的微言大义、家法师法授受转向客观知识,即经学从口耳之学转向眼手之学。正是经过郑玄的改造,“礼”从一种价值变成一种“规范”。而汉以后的王朝形成了制礼的传统,“礼”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精神。

论胡安国《春秋传》“亲亲、尊尊、贤贤”的逻辑进路

胡安国《春秋传》原亲于情,通过亲亲容情和亲亲容隐赋予传统儒家人伦关系以情感的基础,并对其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在此基础上,将父子人伦推展为以尊君为大的政治建构,而这种政治又反过来制约人情的泛滥,这就是“不以亲亲害尊尊”,从而不但保证了政治的严肃性,而且强化了君主集权,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同时在君主集权下,社会治理主要依靠对贤人的使用,而贤人的使用不仅能够保证君主贵族的亲亲之情,而且能够保证整个社会以亲亲之情贯连,这就是“尊贤为亲亲之本”的意蕴。总之,胡安国以“亲亲”为根据而建构人伦秩序、君主集权和贤人治世的经世理念,彰显了其与时俱进、经世致用的经学诠释旨趣。

以圣统贤:《春秋》贤者形象的建构与辨证

通过对《春秋》贤者形象的考察,可以发现《春秋》中季札、子产、管仲等人,以其才学、才智、才干为本国图谋政治而被誉为贤者;这种贤者形象又有因重常而失之权中、因实用而具有破坏性、因国家和地域的局限而各自为政的阙失。德与才内通、圣与贤统一标准提出,使得后世得以矫正这些昔日贤者身上的道德罅漏。使重新定位他们的贤者身份十分必要。为此,《春秋》当时及后世诸传用“以圣统贤”的指引和“以贤成圣”的追求为道德理想提供终极指向,并为现实政治实践提供有益指导。

解读《史记·晋世家》和司马迁的“春秋”

在《史记·晋世家》的编撰中,司马迁自由支配和运用着《春秋》三传。司马迁主要依靠《左传》,但在试图重述某些事件时,常常会综合参考《春秋》三传,其中一些文本重述融合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春秋》经传。这种文本重述通常涉及缩写原文,但有时似乎不够细致,以致于《史记》相关记载的语意表达会模糊不清。由此推测,在《史记》的编撰过程中,有助理或抄写员参与其中。另外,司马迁的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文本”,而只有口述传统和各种不便携带的书写载录(在丝绸或竹简上),司马迁所理解的“春秋”就是他所研习、记诵并阅读的与经典文本《春秋》相关的所有书面和口述文献。

论孤本《春秋要解》“以礼解经”特色

明末学者严自完所著《春秋要解》为孤本文献,具有鲜明的“以礼解经”的特点。“以礼解经”治学方法受清代学者推崇,严自完“以礼解经”的研究理路在当时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创新精神,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明时期《春秋》研究的常见范式。就礼学思想而言,严自完的礼观与朱熹存在诸多同质性的联系。深入剖析《春秋要解》对“礼”的诠释策略,可将其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重视制度、以礼观史与据实论礼。

论胡安国《春秋传》亲亲思想

胡安国《春秋传》对儒家亲亲观念做了深入的论述。首先,他认为“孝悌为亲亲之核”,以自然的血缘生长秩序,强化伦理的孝悌义务,表达出对社会孝道礼制重构的希冀和愿景。其次,通过阐发“容隐为亲亲之直”,将“亲亲相隐”由维护血缘亲情为目的转化为尊君的政治统治工具,以容隐制度化解了情感与法律的冲突。再次,强调“昭穆为亲亲之义”,以义凸显亲亲与尊尊相互依存的并构关系。最后,提出“尊贤为亲亲之本”的人才选拔观念,体现人才对政治治理、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胡安国以亲亲构建的家国治理模式,对宋朝中兴之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辨疑》版本源流考

《春秋辨疑》是宋代江西名儒萧楚流传于世的唯一作品。《春秋辨疑》的祖本——乾道罗氏刊本已亡佚,其现存版本包括元刊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四库全书》本、清抄本等。这些版本中以元刊本为最早,以《四库全书》本复刊最多。通过对该书成书背景、版本流传与版本内容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可以把握该书的流传轨迹。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治经探析

孙复是北宋著名的经学家,是“宋初三先生”之一,他编撰的《春秋尊王发微》是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春秋》学著作之一。文章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孙复生平经历和《发微》成书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分探讨孙复《发微》的治经特点,分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从北宋的经史关系看,具有尊重史实的特点;另一方面,从《春秋》学治经风气看,具有不惑传注、阐发大义的特点。第三部分论述《发微》对后世的影响,第一,孙复的治经方式开创了宋代舍传求经、阐发义理的学术先河,第二,孙复治经方式中体现出来的怀疑精神、创新精神开拓了宋学精神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