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张载《春秋说》初探

张载佚著《春秋说》,南宋以来之官私书目屡见著录,并被诸多《春秋》学著述称引。此书非张载手定,是其门人缀辑乃师讲说《春秋》的言论而成。在学术界的宋代《春秋》学论域中,张载《春秋说》研究一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据初步研究,张载《春秋说》的思想特征为:尊孔孟,重六经,知礼义,明褒贬,尚心解。张载阐发义理,强调"以经解经"和"理明义精"。皮锡瑞认为,张载等北宋五子"说《春秋》皆有特见"。南宋胡安国等继承张载《春秋说》的相关思想,评价其说为"精要之词"。

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及相关问题探微

孔子著《春秋》,经学家为其作传甚多,亦为精湛,东汉通儒马融则另辟蹊径,立足于《左传》,著《春秋三传异同说》。《春秋》三传,鼎足而立,各有偏重,各有特色,马融善于发现问题,于三传之说之外,阐发自己不同观点,也使人们对《春秋》研究有了新的视角。

苏辙佚文二篇:《诗说》、《春秋说》辑考

本文所辑《诗说》、《春秋说》不见于今存各本《栾城集》,为现行各家苏辙文集的整理本和苏辙佚文的辑本所未录,也为苏辙研究者所忽略。本文通过对其内容的比较研究,揭示《诗说》与苏辙《诗集传》和《古史》二书所持观点基本一致;《春秋说》与苏辙《春秋集解》“西狩获麟”注解完全吻合。《诗说》与《春秋说》实是苏辙两篇“诗经学“和“春秋学”的重要论文,对研究苏辙的经学成就和学术思想至关重要,不可等闲视之。

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与近代学术史上的《春秋》性质研究

清代学者皮锡瑞认为,孔子的《春秋》不是历史学著作,而是一部蕴涵作者丰富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此说虽发自一位今文经学家,却正确阐明了《春秋》一书的性质,破除了千余年来众多学者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在受非学术因素严重影响,《春秋》性质研究长期处于误区的近代学术史上,皮锡瑞的这一观点尤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欧阳修《春秋》说历代接受摭评

欧阳修《春秋》说在历代接受中最受关注的是"舍传而从经""求情而责实"的观点。欧阳修秉持"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的精神而治《春秋》,开宋代以义解经的先河,后世学者深受此影响。欧阳修破除迷信、批判谶纬,及反对过度阐释《春秋》的观点,在后世亦引人注目。以经传互补而言,后世的接受中确认传有揭开经所遮蔽之处,就此对欧说有合理的质疑,显示了以史补经、经传会通的重要性。欧阳修关于隐公非摄,赵盾、许止实为弑君的观点,历代有激烈的争论,但总的看来,获得较多的认同。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苏辙《春秋集解》的成书经过及佚文考

苏辙《春秋集解》始撰于元丰二年,元丰四年初成。后苏辙对之增删不断,数易其稿,直至垂暮之年。故《春秋集解》自始撰至定稿历经三十年余年之久。《春秋说》原为苏辙的一篇佚文,很可能就是《春秋集解》中佚失的《春秋传后序》一文。

董仲舒求《春秋》之义法探析

《春秋》以隐曲微妙的笔法表达微言大义,西汉春秋公羊学博士董仲舒于下帷讲学期间总结的解读《春秋》的方法为后世研读《春秋》指明了途径:以比贯类、御繁为简学习《春秋》,从《春秋》对一件事的褒贬可知《春秋》对一类事的评价标准及其背后的《春秋》大义;关注《春秋》书法异辞与嫌疑之处,从而知晓历史真相、圣人心思与《春秋》旨意;注重《春秋》之志与其人之志,探究其中圣人的褒贬与《春秋》的向背。在阐释《春秋》时,董仲舒也渗透了其个人之志。书法与辞法终究是外在形式,董仲舒提出最终理解《春秋》应统归于“义”。

董仲舒与司马迁学术传承关系考述

司马迁是否师承董仲舒学界历来观点不一,系统考察二人的人生经历,发现董仲舒、司马迁确有人生交集。司马迁虽不是董仲舒早年的入室弟子,但在壮游归家后曾向致仕在家的董仲舒求教。董仲舒不仅给司马迁讲授过《春秋》,还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提供过亲闻史料。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保存了董仲舒的第一份传记,成为研究董仲舒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司马迁也因此成为董仲舒研究第一人。司马迁继承了董仲舒的历史观,在《史记》中融入董仲舒的三统说和《春秋》王鲁说。

政治、证据、误读:经典阐释的排他性策略——以《公羊》家“左氏不传《春秋》说”为中心

经典的权威性通过阐释才得以确立,经典阐释的历史,充斥着排他性的话语争夺,政治、证据、误读则是经典阐释排他性的基本策略。《公羊》阐释体系在确立过程中,始终将抑制《左传》阐释体系作为重要任务,政治手段、证据搜罗、有意误读,是《公羊》阐释学争夺话语权的基本策略。汉代《公羊》学对《左传》的质疑,出于维持政事的需要,并无确凿证据。清代《公羊》学虽重搜罗证据,多胪举《左传》与《春秋》不合之处,但刻意忽视了经、传龃龉是《春秋》三传的共同问题。近代熊十力为论证左氏不传《春秋》,对《史记》、杜预序进行了有意的误读,从而为阐释《公羊》哲学扫清了障碍。考察经典阐释的排他性策略,对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建构不无启发意义。

姚际恒《春秋》观再探

在《春秋》学中,对《春秋》观的重建是建立新的解经体系的基本前提,而要建构新的《春秋》观又须先回应有关对《春秋》政治合法性的质疑。姚际恒基于对《春秋》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省思重建《春秋》观。汉代公羊家提出孔子素王、为汉制法诸说以回应《春秋》政治合法性问题,在宋代程颐、胡安国一系《春秋》学中,又运用理学范畴重构孔子素王说,朱子也曾表示对这一理论的认同。鉴于此说影响之巨,姚际恒对《春秋》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回应亦由此入手。他认为此说是误解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的结果,主张《春秋》是史书,“天子之事”只是说《春秋》借记述诸侯之事以示尊周之意。但姚氏之说与同样主张《春秋》为尊周之史书并试图以此重建《春秋》政治合法性的杜预不同。杜预“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认为《春秋》有凡例、褒贬,而姚氏则与之相反,不但将啖赵以来新《春秋》学所倡言的舍传求经之说推至极端,并承继朱子之说,主张圣人光明正大,《春秋》据事直书、善恶自见,无须预加褒贬。由此,姚氏以取消《春秋》政治合法性的方式,实现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并重建其《春秋》观。

中外教育家评价

一、生平介绍胡瑗（993-1059）北宋学者、教育家。字翼之。江苏泰州海陵郡如皋县人。原籍陕西安定堡，门人学者称他为“安定先生”。他在如皋和湖州的藏书讲学处称为安定书院。胡瑷一生著述很多，现存的经学著作有门人编目的《周易口义》12卷、《洪范口义》2卷、《论语说》和《春秋说》各数条。有他同阮逸合著的《皇佑新乐图记》，还有丁宝书辑的《安定言行录》。有关教育的两本专著《学政条约》1卷、《武学规矩》1卷，已失传。

重论孔子的历史文化定位问题

孔子在历史上的影响极大,但对他的评价在古今却存在巨大差异。之所以会如此,往往与政治上的需要或影响有关。如汉武帝尊儒是为利用孔子儒家缘饰汉代政制;为迎合武帝,董仲舒首启孔子《春秋》素王说推尊之。近代五四把孔子作为与科学、民主对立的旧文化传统的代表予以批判,其极乃有"文革"批孔视之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并利用战国封建论证成之。如果去除此类政治因素客观公正地评价孔子,首先必须改变春秋是礼崩乐坏时代的消极认识,承认周礼是西周春秋以来具有承前启后积极意义的文化发展成果,孔子是利用周礼为中华民族缔造文化根脉的集大成圣人。

论王夫之对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批判——以《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为中心的考察

宋高宗一朝执政治文化之牛耳的不是余英时所说的王安石之学,而是以胡安国为代表的《春秋》经学。《春秋胡氏传》上承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和程颐《春秋传》,把尊王安内、君臣之义、礼乐教化置于最高地位,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王夫之对《春秋胡氏传》的批评,揭示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从"妾妇之道"向"仆妇之道"的转变,不仅在事实层面有助于重新认识被道学歪曲了的宋代历史、据实恢复宋史的本来面目,而且在价值观层面突破了宋儒以尊王压倒攘夷、以文治排斥富强、以君臣之义抑制民族大义的传统观念,确立了攘夷、富强、民族大义至上等适应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历史潮流的新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关于《史记》“贬天子”问题的解读

关于《史记》"贬天子"的问题,颇受到后人的争议,一方面《史记》"谤书"说直接根源于其"贬天子"之法,另一方面《史记》"贬天子"之法被人认为是背离《春秋》之义的。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及几条关键性史料的重视,我认为《史记》"贬天子"并没有背离《春秋》之义,而是明显存在着思想上的内在继承与演进,同时与《史记》"贬天子"直接相关的"谤书"说则又明显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史记》"贬天子"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是多具现实寓意的,一方面是与汉武帝时"亡秦之迹"的法家式的内外政策及其产生的相关问题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则又是与太史公儒家式的思维方式内在相连。在多重的现实因素的左右下,太史公通过"直书"的变式——"曲笔"的方式,以秦为鉴,暗针时弊,从而承《春秋》"讥天王"之义而至于"贬天子"之法,以规正汉武帝之失,进而达到"反王道之本",为后世立训的目的。

范宁对灾异说经的继承及反思——以范宁《春秋榖梁传集解》为中心

作为汉晋"毂梁学"集大成者的范宁的《毂梁传集解》,对两汉灾异说进行了广泛的应用与理性发展。首先是征引与保留了大量灾异说《春秋》的经传注解与相关著述,其次是其本人自注对《毂梁春秋》经传也多有神学性发挥,更为重要的是,范宁深受魏晋玄、佛思潮的影响,并进而对汉代以来的灾异说经进行了理论反思。

經史之間:侯康《穀梁禮證》詮釋理路研究

侯康《穀梁禮證》是清中期《穀梁》學之重要著作。陳澧、伍崇曜分别爲《穀梁禮證》指出了一個面向史學的學術體系與接續《春秋》禮學的經學脈絡,可謂两條理解《穀梁禮證》頗爲歧異的途徑。二者都論述了侯康及《穀梁禮證》的一個側面。事實上侯康之學術傾向於史學考據,而《穀梁》則重在經學義理,故侯康學術與《穀梁》屬性之間存在一種牴牾與矛盾,這也造成了《穀梁禮證》摇擺於經史之間的性質。而侯康最終未完成《穀梁禮證》,亦並不單單是由於其英年早逝,更是由他的學術路向所决定的自我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