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修《晋书》与王隐《晋书》中嵇绍仕晋评价差异

嵇康为司马昭所杀,嵇绍却在山涛的帮助下仕宦西晋,并在荡阴之战中以臣节死难。嵇绍背父出仕与忠君死节的行为给史家评价嵇绍带来了争议。东晋王隐编撰的《晋书》和唐代房玄龄等人编修的《晋书》分别取其出仕与死节之事来评价嵇绍,并对嵇绍事迹做不同程度的“曲笔”,最终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两本《晋书》的评价差异反映了史书编撰理念与皇权强弱、社会风尚,以及史书编撰制度的密切关系。

从《晋书》中王导的秘书形象看秘书自身定位

秘书工作在社会各行各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秘书工作主体的秘书人员常常面临角色失范的困扰。秘书人员对于自身定位的把握尤为重要。《晋书》中王导的秘书形象体现了其对于自身定位的精准把握,启示当代秘书人员要才德配位、体察人情、坚守信念,以谦退为节。文章从秘书学视域下结合《晋书》记载剖析王导的秘书形象,以阐述这一东晋名相为当今秘书人员自身定位带来的启示。

从《晋书》看《史记》在两晋时期的传播与接受

两晋时期随着史学脱离经学而逐渐走向独立,《史记》的史学地位明显得以提高,《史记》越来越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学习评论司马迁与《史记》初步形成一种社会风尚。纵观两晋时期《史记》传播与接受历程,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对《史记》进行考证注释,是两晋学者孜孜以求的事业;对司马迁与《史记》有关问题的研究探讨,是两晋《史记》传播与接受的深入;学习研究《史记》人群的扩大,是两晋《史记》传播与接受的特色;《史记》鉴戒功用与史学地位的提高,是两晋《史记》身价获得提升的主要原因。

《晋书》中谶谣的史载特点

谶谣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独有的预言性、神秘性、朦胧性和操纵指导性等特性,以及童谣、谶语、诗谶和梦谶等多种表现形式,在古代文献典籍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明代以前,谶谣多散佚,保存下来的谶谣多载于正史以及散文笔记中,而至魏晋,谶谣发展行至鼎盛时期,又以《晋书》中所载最为集中,且谶谣虽然无论在形式上抑或内容上都与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记载时却多列于五行而非艺文或音乐。由此选其为例,以期可观魏晋时期谶谣史载特点之一二。

王隐《晋书》汤球辑本误录臧荣绪《晋书》考

先唐典籍引用不题撰者之《晋书》均指王隐《晋书》。入唐后,臧荣绪《晋书》影响力压王隐晋史,傲然居于先唐晋史之首,引用不题撰者之《晋书》皆指臧书。及贞观末房玄龄奉敕所撰《晋书》出,所引不著撰者之《晋书》又专指御撰晋史。后世学者或因疏漏或虽察觉而难以理清这一变化,将唐修《晋书》前之"不题撰者之《晋书》"史料全部归到王隐名下。这一现象从《文选》李善注开始萌芽,至《太平御览》井喷式涌现,这是王隐《晋书》汤球辑本失误之根源所在。以成书时间为限断,王隐《晋书》汤球辑本所载凡东晋成帝咸康七年之后事皆出自臧荣绪《晋书》,咸康六年之前事但辑录于唐修《晋书》之后的史料是否出自臧书已难以考辨。

出土史料与唐修《晋书》相关问题再考察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晋书》编纂的起始时间与撰人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出土的《薛元超墓志》《辛玄驭墓志》与《卢承基墓志》所载信息,不仅有助于对《晋书》编纂的起始时间作出合理的解读,而且可以据此勘察《旧唐书》对《晋书》撰人记载的缺漏,解决《新唐书》对《晋书》撰人的误判等问题。由此启迪我们,中国史学史之研究,尤其是对中古史学的探讨,应将着眼点从原来聚焦传世文献扩大到出土史料,进而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古史学的发展脉络。

《世说新语》《晋书》异文语言比较研究

《世说新语》(简称《世说》)与《晋书》是两部不同性质的古籍。前者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主要记载了晋代士族人物的遗闻轶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古代小说集;后者由唐尚书左仆射房玄龄等人编撰,主要记载了两晋期间的重要史事,是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按理说,侧重于文学价值的《世说》一书对于要求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正史编纂本没有很大的参考作用,但由于《晋书》在编纂过程中流露出“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兢为绮丽,不求笃实”的倾向,因此将《世说》

《晋书》、《十六国春秋》对勘札记

《晋书》为传统正史之一，但其间亦多有可以商榷之处，尤其是某些历史事件的年代、人物、时间等细微之处，与现存其他要籍多有异同。本文主要以后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与《晋书》的栽记部分相互勘证，并参以《资治通鉴》及北齐魏收《魏书》等。以上几部书互异之处甚多，兹择其要者二十余条，冀对《晋书》某些问题有所区补。

从《晋书》看唐代的《世说新语》接受

唐修《晋书》采用《世说》入史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公案,其褒贬毁誉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本文从接受史角度入手,在取舍与剪裁、统整与编排、订补与训释、赞润与篡改等四个方面,详细梳理《晋书》对《世说》的采撰实况,认为唐代史臣基本上是把《世说》作为一般史料来看待和处理的,其采撰行为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恰好说明《世说》在唐代业已成为一部知识分子喜闻乐见的通俗经典。

《晋书》语词拾零

本文利用《晋书》语料，参校其它文献，考释语词８条：猜忍、才属、当、庙胜、界、都尽、拟、从容，以补辞书释义之失漏。

论《晋书》的速成及其存在的问题

关于《晋书》的撰人应以今本《唐会要》的记载最为可信,即共有二十一人。这些人之间做了细致明确的分工,有掌其事者,有详其条例、量加考正者,有分工撰录者,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一百三十卷的《晋书》之所以能够速成,与此有很大关系。速成的《晋书》具有以往同类史书所不具备的许多优点,正是因此,该书一出,获得广泛认可,言晋史者,皆弃旧本而从新撰。但由于种种原因,此次修成的《晋书》也存在不少缺点,主要有内容遗漏、错谬相沿、取材不当、照应不够、诠配不伦等。与《晋书》的巨大成就相比,这当然是白璧微疵,瑕不掩瑜。而这些缺点,并非《晋书》所独有,不少官修正史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问题。《晋书》存在的问题应该成为所有史书修撰者的前车之鉴。

《晋书》列传的文学色彩:骈俪性

唐修《晋书》是翔实史著,又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选载之文的骈俪化和史臣行文的骈俪化是《晋书》骈俪性的集中体现。晋代骈文并非如南朝文风绮靡淫丽,而是以典雅、工稳、理周、辞巧为特征,受到南朝文论者和唐初史臣的肯定和赞誉。《晋书》选载之文多为骈俪化应用文体,其功能由以抒情为主向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兼具的成熟体式演进,就此意义而言,唐修《晋书》不仅是一部晋代骈文总集,而且不失为一部翔实的晋代骈文发展史。

《晋书》点校商兑

《晋书》点校商兑汪维辉近读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１９９３年印本），偶见点校欠妥之处，辄随手笺识。有些虽无关宏旨，然终有白璧微瑕之憾。现一并整理如下，供研读是书诸君及再版修订时参酌。宣帝初辞魏武之命，托以风痹，尝暴书，遇暴雨，不觉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

陆机《晋纪》《三祖纪》《晋书》三书关系考

晋惠帝元康八年,陆机以著作郎身份参与《晋书》限断的讨论,此为其日后撰写《晋纪》之肇端。陆机《晋纪》成书于晋惠帝太安年间(301—302)为平原内史时,而非元康末、永康初(298—300)为著作郎期间。该书由《三祖纪》和《武帝纪》二部分组成,其中《三祖纪》成书较早,且曾单独流传。因《晋纪》之《三祖纪》不以编年体而以纪传体形式撰写,加之陆机曾参与惠帝元康八年关于《晋书》限断的讨论,故陆机《晋纪》又多被称作《晋书》。

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原因探析

唐初重修《晋书》时从《搜神记》中大量选取材料入史,对此历代史家多有诟病。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主要基于三大原因:其一,《搜神记》本身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二,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的思想统治;其三,作为蓝本的《宋书》大量采录《搜神记》。唐修《晋书》从《搜神记》取材,貌似乖悖治史原则,其背后却有深层的历史合理性,实无取材"失当"之嫌。

《晋书》成语研究

初唐人修撰的《晋书》在客观上能代表魏晋至初唐时期的词汇系统,其中的成语具有结构类型丰富、来源广泛、表意准确等特点。系统研究《晋书》成语有助于了解中古至近古时期成语发展的概貌,亦能补辞书例句之误。

《晋书》辨疑

本文对《晋书》里某些可疑的文句略作辨析，所举 ２５例，涉及通行本（中华书局版）中的校点问题，但愿能对《晋书》的整理研究工作不无小补。

简论对“《晋书》取材于小说”的争议

历代学者对"《晋书》取材小说"这一史学现象的争议,表现为三大派别:一,以唐代学者刘知几为代表的否定派;二,以清代学者赵翼为代表的通达派;三,以晚清学者章太炎为代表的肯定派。当今学术界,很多学者不但肯定《晋书》取材于六朝小说的史学价值,更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对这一史学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促进了多学科研究的融会贯通。对这种史学现象的梳理,有助于人们了解古代文、史观念的发展演变。

应当重视对《晋书》、“八书”、“二史”的研究

二十四史中《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和《北史》，记载了自西晋至隋朝的历史。这11部正史占了二十四史的近乎一半。其中的《宋书》、《南齐书》、《魏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也称为“八书”，

论唐代山东士人与《晋书》《隋书》的修撰

《晋书》《隋书》是唐初官修的两部正史,而山东地区的士人在这两部正史的修撰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山东地区自先秦以来一直是文化发达地区,虽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汉文化在此非但没有遭到大的破坏,相反仍在继续发展,而江左、关陇两大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文化上略落后于山东地区。因此说山东地区先进的文化促进了该地区学术的发展,并使得该地区学者的学术水平居于领先地位,进而为《晋书》《隋书》的修撰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