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副刊》《新青年》等媒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早期传播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担任主编的《晨报副刊》,于1919年开始刊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的文章,创辟“马克思研究”专栏,积极引进马克思列主义。近代新闻史上的另一个重要刊物《新青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绩也可圈可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晨报副刊》和《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传入中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壮大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先进的理论框架和思想武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动力,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且重要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设了学术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为中国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社会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传媒视域的分析和解读,既能够证实《晨报副刊》和《新青年》等近代进步报刊在积极主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入中国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可以证实大众传播媒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菲功绩。

基于语料库的土耳其主流英语媒体涉疆报道的话语分析——以《自由报》《晨报》(2019-2022)为例

在中国与土耳其的交往中,涉疆事宜是极易引起分歧却又绕不开的话题。2019—2022年间土耳其两大主流英文媒体《自由报》和《晨报》的涉疆报道在数量、议题、话语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通过已建立的两个语料库在主题词和三大核心词China/Chinese、Xinjiang、Uighur(s)的扩展意义单位的分析表明,两大媒体关注的议题主要聚焦于新疆的人权状况,传递出明显的消极语义韵。其表达对华成见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强化维吾尔族人的种族与宗教属性;污名化新疆地区的“教培中心”;把医疗、教育、文化等议题政治化;使用消极语言。这与土耳其的“双泛”思想和其在中东与中亚的政治利益是一致的。但我们相信,随着中土两国关系的不断深化,土耳其媒体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站位也将随之调整,涉疆报道的数量与态度也会改变。

《晨报》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作为民国“四大副刊”之一的《晨报》于1916年8月15日创刊,李大钊曾任第一任总编,陈溥贤开创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很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与意义

《新青年》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之一,而复刊后的《晨报》,特别是改良以后的《晨报副刊》则是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李大钊在《晨报》所担当的是一个组织者、协调者的角色,正是通过他的杰出工作,《晨报》从1918年12月1日复刊第一天开始,特别是从次年2月7日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组织、有系统传播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其作用与《新青年》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复刊以后的《晨报》紧密配合《新青年》,在《晨报副刊》开始有组织、有系统地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正是在《新青年》和《晨报副刊》的带动下,《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和稍后的《京报》等迅速跟进,先后辟出专栏专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提出的"五四时期指导《晨报副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李大钊而是陈溥贤"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

理性启蒙中的《晨报》副刊——《晨报》副刊研究之二

本文对《晨报》副刊在孙伏园编辑时期所形成的传播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同时揭示了这些特点与当时文化背景及孙伏园思想。

上海《晨报》副刊《每日电影》的公共领域分析

本文尝试从编者和作者、集团立场和个人身份的角度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晨报》副刊《每日电影》进行分析、讨论,揭示其大众传媒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揭开这份在中国电影史上既产生过重要影响又充满着矛盾的电影副刊的历史之谜。

新文化传播视域下的鲁迅与《晨报副刊》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晨报副刊》是新文学在中国北方的战斗堡垒,继续秉承鲁迅《新青年》时期"思想启蒙、文学救国"的新文化传播的宗旨,在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主编轮流执政而风格迥异的不同时期,又殊途同归地以高蹈"社会启蒙"的办刊目标为己任,在接续新文学传统和报纸副刊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举足轻重的文化、文学、新闻传播史的时代轨迹。

《晨报》附刊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主要考察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晨报》附刊———五四时期著名的一份报纸副刊———之间的互动关系,借此阐明20世纪20年代特殊的文学生存空间,那就是: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

“‘晨副’,我的喇叭”——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

本文把徐志摩编辑时期的《晨报》副刊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和与李大钊、孙伏园的比较之中 ,考察了其独特的传播特点及其与徐志摩本人思想、个性间的内在联系 ,力图使人们对徐编辑的《晨报》副刊及其价值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李大钊改革《晨报》副刊的贡献

李大钊对《晨报》副刊进行改革 ,打破副刊的传统风格 ,把其改造成为传播五四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公共空间”。它以不同于时潮的稳健风格着力于思想文化启蒙 ,为现代副刊提供了一个新发展的方向。李大钊所开创的“晨副”启蒙传统为此后的“晨副”

1919年《晨报》关于“的”字分合问题的论争

1919年,以《晨报》为中心发起的关于“的”字分合问题的论争,是现在“的”字三分为“的”“地”“得”的源起,但是此次论争的首要目的却是要将“的”分为“的”“底”,以解决因表领属关系的名词与表修饰关系的形容词同形而易造成的歧义问题,这一问题随着1950年代末“底”字的弃用而被遗忘。文章从参与论争的文本出发,沿着论争的时间脉络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探索和梳理,对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误解做出订正,并对历史文本中的一些难点进行解读。既是对一段语言史的钩沉,也从一个侧面具体反映五四时期的思想状况。

十字路口的传媒镜像——欧战语境下《晨报》与近代中国重建的探索

欧战属于近代意义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大战,被舆论精英梁启超等描绘成西方文明的破产。面对巴黎和会的战利品瓜分时,中方参战,属战胜方,但收获的仍是任人宰割。欧战尾声中俄、德的社会主义运动呈现新的发展路径,受国人诸多期许。面对欧战之后西方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及中国社会重构的自我定位,其时研究系掌控下的《晨报》,在"他者参照"与"自我建构"这一世界语境中展开报道与评论,并将相当篇幅聚焦于欧战后的政治思潮及其对中国的启迪。《晨报》投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去欧洲及东洋考察社会重建中的新思潮,为西方政治新思潮的中国化特别是社会主义认同作了诸多努力,意为中国政治重构乃至社会重建打下基础。

《晨报副刊》与早期新月派

2006年9月,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文学分会联合召开的史料问题与百年中国文学转捩点学术研讨会在开封举行,这里发表的一组短文,是从会议发言中选出的。如果说两年前在河南大学召开的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对重视文献问题的呼吁几乎还是会议关注的中心话语;那么,两年后召开的这次会议,着重点已不再彰显不同论点的交锋,而是着重展示从事近现代文学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实绩。这些研究者所做的工作,成绩也许并不显眼,但却是认真的,切实的。他们寂寞而孤独地思考着、辨析着,同时也享受着学术发现的乐趣。这组文章还收录了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等人的文字,显示了重视文献问题已日益成为海内外近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共识。这组文章再次证明,文献不仅是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而且可以帮助人们走出褊狭的研究视角,进而生发学术、成就学术。

论文学与媒介的互动与共生——以《阿Q正传》与《晨报副刊》为例

《阿Q正传》从创作、发表与评论无不打着《晨报副刊》的烙印,也因此成为文学与媒介互动与共生最成功、最典型的范本,亦是媒介影响文学存在形态与精神走向至关重要的标本。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典型文本研析——以《晨报副刊》为中心

文章通过对《晨报副刊》上所发表的若干典型文本的研析,初步厘清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思想理论资源。在欧洲社会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安部矶雄的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的范本;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读,不少来源于同一时期日本学者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阐释;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主要受到河上肇等日本学者对《资本论》的简明解读的影响,但考茨基、柯尔等欧美理论家、学者的作品,也是他们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晨报副刊》时期孙伏园的副刊编辑思想

孙伏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报刊编辑家,在他长达几十年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尤以五四后期主编《晨报副刊》时最为出色。孙伏园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认为副刊的作用已不再局限于供人消闲或提供娱乐上,而应当具有传播知识、广泛开展社会批评等多项职能,此外应五四时期社会发展的需求,副刊还应肩负起传播新思潮启迪民智的重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旗帜的感召下,孙伏园创办的《晨报副刊》横扫了充斥副刊的低级趣味,为五四时期盛极一时的四大副刊全面繁荣的盛况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成就了《晨报副刊》在中国报纸副刊史上的卓越地位。

《晨报》副刊与李大钊

李大钊担任《晨报》副刊总编时,利用《晨报》副刊这一主阵地,大力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增设《晨报》副刊栏目、改革《晨报》副刊办刊方针,刊发各类新文学作品、大力扶持文学新人,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并进行了不菲的文学创作,因此而与鲁迅、毛泽东、陈毅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陈毅与《晨报副刊》

陈毅同志生前除了用他杰出的军事战略才能带领人民军队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奋勇战斗外,他还有着较高的文学才华和文学修养;在他革命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文学作品;在早年的北京求学期间,陈毅与《晨报》副刊有着一段不太为人所知的文学源缘,十几篇文学作品就发在了这份副刊上,并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本文主要就这一内容做一番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