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壮人《大宅颂》与《智城碑》看大唐文化之南渐

武周时期壮族文人留下的《大宅颂》与《智城碑》,是大唐文化与岭南文化之结晶。本文从两碑及六合坚固大宅遗址看武周时期大唐文化对南方文化之渗透与施及,以窥视唐王朝羁縻制度、儒家思想、建筑艺术及文体风格等对于岭南文化的影响,从而了解唐王朝之盛大及文化发展之规律和意义。

从壮族汉文《大宅颂》与《智城碑》看大唐文化之南渐

武周时期壮族文人留下的《大宅颂》与《智城碑》,是大唐文化与岭南文化之伟大结晶。本文从两碑及六合坚固大宅遗址看武周时期大唐文化对南方文化之渗透与施及,以窥视唐王朝羁縻制度、儒家思想、建筑艺术及文体风格等对于岭南文化的影响,从而了解唐王朝之盛大及文化发展之规律和意义。

唐《智城碑》和《伊阙佛龛》之比较

楷书也称真书、正书。关于楷书的起源时间,看法尚不统一：杨守敬认为＂楷法之兴,其在魏晋之间＂;缪荃孙认为＂正书始于齐梁之间＂沙孟海认为,＂真书起源于三国时代,应该没有多大问题＂;胡小石认为＂八分又渐变而为真书。真书也带波挑也。新莽及东汉初,已有此体。＂;

上林智城 雅趣之地

“直上千万仞，周围数十里。昂昂焉，写嵩岱之真容；隐隐焉，括蓬壶之雅趣……”。这是《智城碑》描绘的唐代廖州名山——智城山之景象，挺拔而不失俊秀，清幽有如仙境。因此，连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也慕名一游，就实不足为奇了。

俚僚历史文化的载体与缩影——上林唐碑内涵探幽

存在于广西上林县的《六合坚固大宅颂》和《智城碑》产生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代,它是壮族先民俚僚古地留下的两块珍贵石刻,既是文物,也是历史,既属历史,也属文学,是壮族见于文字最早的文学。透过《六合坚固大宅颂》与《智城碑》可窥探壮族先民俚僚文化的特质。

唐碑唐城与上林旅游开发刍议

上林县有两通1300多年前的唐碑。南宋以降,此唐碑陆续见诸史册,碑文则因辗转抄袭而误传。两碑文文字流畅,文采飞扬,学术价值甚高。两碑的出现与传世,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昌盛的产物。从旅游角度看,两碑及其遗址丰富了上林的旅游资源,提升了上林旅游的品位,增强了上林旅游发展的后劲。开发上林旅游业,应发挥政府在旅游开发中的主导作用,扩大宣传,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唐碑唐城遗址,打好民族文化品牌,从整体上盘活旅游资源,加强旅游设施建设。

岭南第一唐碑的文化价值初探

现存广西上林县内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和《智城洞碑》是唐初时壮族文人留下的最早文字载体。二碑乃真正的岭南第一唐碑,其碑刻蕴含着当时壮族社会的发展图景历史信息,反映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壮族文学带有浓郁的骈丽色彩,文字上继承南北朝的粗放简朴,下接盛唐文字的绚丽艳彩,当属壮族文化的一朵奇葩。

“美术”一词始见中国典籍考--兼论“美术”一词的兼容对话与流变生成

现考证,在中国典籍里“美术”一词较早见于唐代壮族摩崖石刻《唐韦敬辨智城碑》之上。《唐韦敬辨智城碑》为嘉庆道光年间三山陈氏家刻版陈寿祺著《左海文集》中(图1)所记称谓[1],此碑全称为《廖州大首领左玉钤卫金谷府长上左果毅都尉员外置上骑都尉检校廖州刺史韦敬辨智城碑》,简称《智城碑》。《智城碑》成于通天二年(697年),为岭南地区最早的唐碑之一[2]。武周时期,韦厥后裔廖州刺史韦敬辨,在广西上林县依山建造了一座弧月形的城池[3],因其建城时凭靠四周险峻山脉,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势,且城中水源丰富农田肥沃,故而人口密集,经济和文化都较为发达,所以被称为“智城”[4]。

试论上林唐城唐碑的重大历史文化价值

笔者到广西工作已38年多，久闻上林唐碑唐城其名。1980年，广西师大历史系和广西博物馆合作拍摄《广西历史文物》电教片，笔者是编剧；1995年，广西区教委组织拍摄的十一集电视教育片《话说广西》中，广西师大历史系和广西电教馆承担第二集《悠久的历史。

上林唐碑所反映的民俗

人们在生产生活的过程当中，产生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民俗。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有的民俗事项以及贯穿于其中的思想感情，这也是当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统治者，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忽视此方面的重要作用的。“为民社者，务在稔知地利，熟诸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