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历史的“具身化”书写——重读周立波《暴风骤雨》的一种视角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以何种方式完成了土改历史的文本化,以及借助何种载体建构了土改叙事的意识形态逻辑,学术界对此缺乏深入探讨。小说其实是对彼时土改历史的一种“具身化”书写,在书写土改运动的全过程中,从诉苦动员、斗争地主到构建政治认同与感恩,身体都充当了不可或缺的核心媒介。对农民身体苦感的描述,表达血肉之痛乃是农民投身土改的直接动力之源;斗争地主的叙事,聚焦于对地主身体之规训与惩罚,既有道德修辞上的鄙视,亦有政治操演仪式中的直接体罚。小说表现土改胜利后农民的政治认同与感恩,侧重书写农民身体感受的今昔差异,以及“支前”与“参军”等为革命献祭身体的行为。

“土改”叙事中的道义问题——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的评价与刘再复等先生商榷

作为实质上的"除霸复仇"故事,《暴风骤雨》第一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写农民报复性的情感与行为不应受到指责,因为他们报复的对象韩老六或钱文贵主要是被作为"恶霸"而非普通地主形象来塑造的。而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非"恶霸"的地主还有隐约的同情,对农民干部内部的霸道行为也有所批判。真正涉及道义问题的是《暴风骤雨》第二部。"除霸复仇"的情节模式使文本具有了叙事张力,而失去这种张力的《暴风骤雨》第二部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艺术吸引力。

革命、叙事与当代文艺的内在问题——小说《暴风骤雨》和纪录电影《暴风骤雨》对读札记

小说《暴风骤雨》和纪录电影《暴风骤雨》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不同视点讲述了尚志市元宝镇的同一土改事件。小说从革命立场出发,将地主叙述为集剥削者与道德恶棍于一体的负面形象,藉以确证土改的合理性与解放的正义。纪录电影则重返当年土改发生地,以大量当事人口述,展示了小说有意删除和遗忘的另一面,有力地解构了小说的"正典"叙述。然而纪录电影本身也存在难以为人注意的对于权势者罪恶与底层不幸的大面积"遮蔽"。在相互对立的"革命"和"自由"的神圣名义下,它们以几乎一致的记忆/遗忘的叙事机制,对历史和生命造成扼制,这种扼制是它们各自时代的"现代"文化生产的必要组成部分。当代文艺要摆脱"现代"幽灵的缠绕,必须摈弃概念而直面广阔丰富的本土世界。

《暴风骤雨》英文版在海外的传播

今天的中国文化“走出去”，除了鼓励西方开明人士多做文化交流工作，恐怕重担应主要落在中国人自己的肩上，这已经是被历史证明的真理。

区分的辩证法——《暴风骤雨》人物本事研究

《暴风骤雨》之郭全海、赵玉林、韩凤歧等人物形象在故事发生地多有原型基础,其原型人物皆是生活于东北乡村自身生存逻辑与符号系统之中的普通人物。这些混杂难辩的人物本事进入小说后,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重新增删、归类和组织,进而被重建为历史化的"自我"与"他者"。"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功能性结构为当时"弱者的反抗"生产了新的人生认同与价值秩序。

从激进归趋温和——论周立波《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革命姿态的变迁

周立波的两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展现着作者不同的革命姿态,前者是以激进、怨恨的革命姿态参与民族国家的想象,后者则以温和的变革理念想象着革命。从《暴风骤雨》中的激进革命姿态转向《山乡巨变》中的温和变革理念,这有着深刻的原因和重大的意义。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之比较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两部长篇小说,都曾获得国际文学大奖,他们取得的成就是不朽的。两部作品同样是描写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但写法并不完全一样。丁玲的作品重在表现土地改革对农民带来的思想意识上的震撼与变化,剖析深刻而意蕴深厚;周立波的作品重在描写土地改革的伟大业绩,叙事简洁而气势恢弘。两部作品双峰并峙,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表现土地改革运动的不朽史诗。

中国当代农村叙事的规训序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再解读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是自觉实践《延座讲话》精神的产物,成功地开启了中国当代农村叙事的序幕,对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围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的创作与批评进行再解读,由此探讨它们在农村题材叙事规范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先导作用。

自我认同及其犹疑——论《暴风骤雨》的工作队修辞

1948年，周立波《暴风骤雨》出版。小说全力追求“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立场的观点上”①，以现实主义的全景式写作来把握世界，与此同时也使用了大量的农村方言。一般认为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初形式。②作为“用艺术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性杂语”③，长篇小说本身具有拆解统一观念性叙事的离心力量，

土改中的身体叙事——解读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电影《暴风骤雨》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暴风骤雨》重构了土改的发生过程与意义,它一方面强化了小说原著的翻身主题,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弱化了原著中主要人物的日常性生活内容。男性身体既是发动土改的动力之源,也是土改运动的执行者与献祭者;女性身体是土改的拯救对象。他/她们共同参与了革命经典叙事的建构,成为承载革命意识形态的化身。

论《暴风骤雨》中的萧祥

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萧祥是符合解放区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一个党员典型,是一个完美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形象。但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萧祥却远离"浑圆",接近"扁形",呈现出"静""硬""同"的审美特征。"党的代言人"萧祥是"作为一种民族战争、革命战争的文艺形态"延安文学的产儿。

被规训的中国当代农村叙事先声——重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

围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的创作与批评进行再解读,由此探讨它们在农村题材叙事规范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先导作用。

元宝村与《暴风骤雨》

走进元宝村的展室，像是走进那段如火如荼的岁月，起伏的心海澎湃着一种别样的敬意。别看这空间只有几百米，但它展示了一段了不起的峥嵘岁月。柔和的灯光下，那醒目的图片与文字珍贵而凝重，让人看到了元茂屯到元宝屯再到元宝村的不寻常变迁，看到了周立波和他的战友们当年在这片热土上开展土改斗争的故事，看到了那部《暴风骤雨》的小说和电影是如何孕育诞生在这片文学沃土上的。

关于《暴风骤雨》与《东北日报》的几则史料

周立波在创作《暴风骤雨》时,深入农村基层,参加了实际的土改工作,并将从现实斗争中取得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在《东北日报》上发表相关报道,在创作时根据需要再将现实体验进行升华和转化;同时,他也认真学习报纸上的政策法令和成功典型,在小说情节设计和细节描写中很明显受到了报纸中某些报道的启发和影响。《暴风骤雨》的创作和《东北日报》是双向互动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土改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重读《暴风骤雨》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分外复杂的过程。其中，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正如郭于华、孙立平所明确指出的，共产党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并非相对于市民社会和公民的国家，亦非传统的依赖“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国家。在中国土地改革阶段上形成的国家认同，“是一种建立在感激和敬畏双重基础上的国家认同”。

文艺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试谈小说《暴风骤雨》和同名纪录片

由蒋樾、段锦川导演、制作的纪录片《暴风骤雨》（以下均简称为《暴》）自从在“云之南”2005纪录片影像展上展播之后，在网络媒体上引发了对它和周立波的同名小说之间的不小的议论。小说中，无论是贫苦善良、苦大仇深的赵玉林、郭全海等贫雇农形象，还是穷凶极欲、恶贯满盈的恶霸韩老六；无论是作者所正面描述的“挖浮财”，还是“扫堂子”，显然都与真实生活中的元宝镇相距甚远。

断裂的性别共同体——《暴风骤雨》中妇女的出路问题

当前关于《暴风骤雨》的研究存在历史文献堆积与文本视野缺失两大病象,难以切实认知作品的艺术呈现方式及其历史局限。妇女活动是推动土改展开的重要环节,这部作品需要重解的是各个类型的妇女形象。土改运动中动员、组织起来的妇女有特定的内涵。《暴风骤雨》着力观照三类妇女,这些妇女都与元茂屯的地富之间有着各种交集,人生出路却断然不同。对《暴风骤雨》中妇女出路问题的重新关注,不仅可以体察文本的叙事裂隙,也能深刻体味"妇女"这一性别共同体断裂的特定历史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