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精神探索——论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

《最后一个渔佬儿》是李杭育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福奎是作者用来透视现实与再现现实的镜子。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小说主人公福奎在现实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时复杂的心理冲突,探索李杭育寻根小说的独特魅力,即他沉重的精神探索背后所揭示给我们的——如何来坚守我们民族文化的＂根＂这一深层含义。

论《最后一个渔佬儿》和《沙灶遗风》中的新旧关系

在《最后一个渔佬儿》和《沙灶遗风》中,李杭育重点塑造了福奎和耀鑫两个“最后一个”形象。但他在表现这两个“落后者”形象的同时,并未将阿七和阿苗等新人物简单地置于“落后者”的对立面。李杭育通过时代发展下的落后者和新人物来表现当时社会发展下复杂的新旧关系。这种新旧关系的书写与作者当时孤独的创作心态有关,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复杂的“心理情结”。这是《最后一个渔佬儿》和《沙灶遗风》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此后,李杭育的“葛川江文化”逐渐成形,进而推动了寻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现代转型与传统文化反思——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和《大漠歌》之比较

以“最后一个”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与《大漠歌》之间有着微妙关联。两篇小说都从属于寻根文学(蒙古族文学中称为“文化寻根小说”)范围,探讨了在现代转型中如何保存优秀的民族文化问题。两位主人公均为不合时宜的好汉,他们虽然在物质生活上有太多不如意,但在精神上永远追求着自我救赎;而两篇文章中贯穿着“哀而不伤”的东方悲剧精神。

“渔”无“鱼”:两个“渔佬儿”的符号释义

从《最后一个渔佬儿》到《铁壳船》,前者根植于"寻根文学"的文化语境,后者根植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境遇,二十余年的时空更迭,他们从"渔"有"鱼"到"渔"无"鱼"的历史终结,两个"渔佬儿"——"柴福奎"和"杨大头"成了一个"互文见义"的人物符号。在人物符号能指的背后,表征出主人公一方面眷恋农业文明,另一方面又质疑现代工业文明,折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化冲突、生态隐忧、叙事者文化心态归属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