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或者死去——顾长卫电影《最爱》叙事视角的精神分析

“摄而优则导”的顾长卫，艺术创作中拒绝着重复与平庸，他先后为中国电影奉献的不俗之作《孔雀》（2005）、《立春》（2007），镜语安静却内涵激越，让人眼前一亮。沉寂四年后，顾长卫2011年新作《最爱》再次证明了其身处浮华时代仍保持着难能可贵的艺术真诚与精神操守。研究顾长卫执导谱系中为数不多的电影作品，显然，其变或不变的创作理念与精神标识，在与商业规训、意识形态约束的时代博弈中，始终执着于文艺质地的美学品格。如果说电影《孔雀》《立春》为女性批评范式提供了独特的文本阐释场域，那么精神分析则可视作诠释《最爱》的关键词。

从“苦痛”小说到“时尚”影像——顾长卫电影《最爱》改编中的审美变奏

顾长卫电影《最爱》改编自阎连科小说《丁庄梦》,在审查制度、市场消费、大众娱乐的合力作用下,《最爱》在主题、叙事、基调上发生了审美转换,偏离了小说着力营造的"刺心的苦痛",演变为一场"时尚"的视听盛宴。

电影《最爱》的生命叙事

电影《最爱》是顾长卫根据阎连科的《丁庄梦》改编执导的。影片讲述了一个封闭的小山村——娘娘庙村的村民由于贫穷、无知而集体卖血，结果整座村变成了艾滋村，而死亡的恐惧每天都在吞噬和拷问着村民灵魂。整部影片以赵得意和商琴琴两个艾滋病患者的生死恋为叙述主线，以“血头”赵齐全已死的儿子小鑫为叙述视角，书写了在艾滋病蔓延后娘娘庙村所展现出的人性的冷漠、贪婪和欲望以及面对死亡时，人对生命的眷恋、关怀和回归。

从《最爱》看顾长卫的电影世界

本文从顾长卫的新片《最爱》着手,并与《孔雀》、《立春》两部影片比较分析,探讨了顾长卫电影的空间设置、人物塑造和主题价值。顾长卫的电影以其贴近现实的创作态度,在喧嚣的商业大片洪流中,因其稀少而尤显弥足珍贵。

生命尽头绽开的爱之花——解读顾长卫电影《最爱》

当你面对可以看得见的生命尽头时，你该怎么做呢？电影《最爱》给出了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多活一天是一天。影片讲述的是在一个全村都患有热病（艾滋病）的偏僻山村里，染病了的赵得意和商琴琴因寂寞、孤独、恐惧进而相爱、互许终身的故事。这部原被称为《魔术外传》的电影在改为现有的名字前，曾被导演顾长卫称为《罪爱》，但最终还是确定为《最爱》。顾长卫接受《国际先驱导报》的采访时坦言，影片一再更名并没有太大的原因，只是自己单纯想将故事讲好，说得更有趣些。

《最爱》:荒诞世界里的绝望喜剧

在汶川地震三周年前一天上映的《最爱》,感动了无数观众。影片情节在一个封闭的小村庄中展开,表现了一群得热病的人在金钱、欲望、道德、人性、爱情中的不同抉择和痛苦的挣扎。《最爱》是一部颠覆常规的爱情片,是在荒诞世界中诞生的感情真挚的旷世奇恋,更是一出绝望喜剧。影片贯穿始终的是死亡,在与村里未得热病的正常人的对照中,更多的揭示了对爱情、对人性、对尊严的思考。

《最爱》:悲剧之美

电影《最爱》是商业大片潮流中的一朵奇葩,顾长卫凭借极强的演员调动和场景塑造能力,为观众呈现出一部宏大深刻的悲剧艺术.笔者以悲剧美学为构架,分析了电影中个体、亲情、爱情和乡情等四个层面的情感悲剧,并以悲剧的发生和建构为依据,阐述了影片中隐喻性的社会批判,揭示影片中深刻蕴涵的悲剧群体的悲剧历程、悲剧精神和悲剧意义,引导受众在体验生命激情、悲剧之美的同时,思索悲剧电影中所传达的生命意义和悲剧价值.

《最爱》的人性之恶探析

著名导演顾长卫的《最爱》虽极力凸显男女主角的生死恋情,但剧中如影随形的人性之恶也展露无遗,＂血头之恶＂＂受害者之恶＂＂众人之恶＂传达了顾长卫对＂边缘人＂生存状态一如既往的关切和他独特的视角及叙事方式。

《最爱》之观众接受分析

与顾长卫之前的几部电影相比,《最爱》无疑更为沉重。它是一部包含农村、艾滋病元素、涉及生与死命题的良心之作。与最初版本《魔术外传》相比,《最爱》消解了导演所着意表达的深度和批判性,但也正是由于影片的删节,使其更符合大众接受的模式和基本规律,因此取得令人欣喜的观赏效应也在情理之中了。

于细腻中诉说真爱 在神工下塑造经典——评《最爱》艺术特色

由顾长卫导演的影片《最爱》实现了票房和艺术的双丰收,影片的成功不仅靠好的剧本和大明星阵容,更重要的是顾导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故事并以极为艺术化的手法呈现于观众。让观众不仅见到了《孔雀》、《立春》为碌碌众生打造精神支柱的精神内涵,而且在艺术手法上实现了超越,导演通过多种独具匠心的创作手法于细腻中诉说了真爱;在光影之中,彰显了挚爱;在声乐之中,谱写了神曲;在神工之中,塑造了经典。

电影《最爱》中人性道德价值取向的审视

电影《最爱》在重重禁锢之中,讲述了一个对当下现实的种种荒诞和悲剧有所反思的故事,其勇气和情怀都是值得尊敬的。影片中一群艾滋病患者在被社会边缘化后,聚集到了村中的小学校,过起了集体生活。在这个小社会中,人性最深处的道德价值取向受到了重新审视。

从《孔雀》到《最爱》——论顾长卫导演作品的风格及寓意

顾长卫已经从一位杰出的摄影师成功转型为一名成熟的电影导演。从《孔雀》(2005)经《立春》(2007)到《最爱》(2011),其导演的作品总是能够通过细腻而真实的艺术表达方式,以及寓意深远的意象符码来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并在回望时代历史的同时揭示生命的价值、展现生命的力量。

从电影符号学角度分析电影《最爱》

电影符号学在影视批评的领域逐渐凸显其重要性。今年5月上映的顾长卫导演的电影《最爱》,不管是艺术上,还是商业上都获得了成功,从符号学角度看,电影《最爱》中间融汇了不少电影符号学的思想,多处能体现符号学的相关理论。

《费城故事》和《最爱》中的疾病隐喻机制

苏珊·桑塔格作品中有关疾病的论述和描写,与美国电影《费城故事》和中国电影《最爱》里的艾滋病叙事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疾病的隐喻机制。瘟疫是附加于艾滋病的主要隐喻,无论患者有无自身的过错都会遭受歧视和偏见。随着艾滋病被妖魔化,艾滋病人虽生犹死,承受着社会性死亡的痛苦。《费城故事》和《最爱》挑战禁忌题材,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发出同样的呼吁:身体不应该成为各种隐喻的载体,我们需要打破疾病和健康的二元对立,摆脱疾病的隐喻。

《最爱》的叙事学分析

本文分析了电影《最爱》中叙述者赵小鑫以儿童与亡魂的双重身份给故事带来的特殊叙述语调,受众在这种特殊叙事语调的控制下与本文发生深切互动,赵小鑫与摄影机的双重视点对赵得意与商琴琴的爱情平静或热烈地审视以及与《丁庄梦》相比语义的变化对电影《最爱》意境的深化,从而领悟到电影《最爱》的叙事奥秘,并由此探讨了从电影到小说在叙事策略上的异同以及《最爱》的叙事策略对于中国电影发展的意义。

理想与现实的角逐——电影《最爱》的主题表达

2011年,由顾长卫执导的电影《最爱》选取了艾滋病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以小人物的视角,冷峻地刻画出人性的欲望、梦想的挣扎与现实的无奈,该片贯彻导演一贯的"人文"特点,使其从众多商业片的夹击中突出重围,成为小成本、高票房的文艺电影典范。

悲剧人物的大聚集——电影《最爱》的文学解读之一种

从文学意义的人物塑造角度分析电影《最爱》会发现,其中的所有角色都是一种悲剧性存在,有的终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有的冲破了世俗尺度大胆追求爱情却并没能好好享有爱情;有的人生态度积极却并没有好的人生旅途;有的在现实生活的驱使下心甘情愿地道德沉沦。影片也因此成为一个悲剧人物的大聚集。

绝望的生命之搏——电影《最爱》赏析

在《最爱》中,一对艾滋病男女在濒临死亡的阴影下,怀揣对生活的眷恋,勇敢地演绎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生死绝恋。这部影片将人性的善恶美丑表现得淋漓尽致,把那段惊世骇俗的凄美爱情,那些小人物无奈的选择与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表现出了一种悲剧之美。《最爱》展示的悲剧不是让人们欣赏别人的不幸,而是让人们反观自身,珍惜生命,让人们从不幸中看到希望,从爱中感受力量,学会欣赏世间的一切生命。

关于电影《最爱》的深层内涵解读——用格雷马斯的文本分析理论分析电影《最爱》

电影《最爱》使观众在娱乐化的商业电影浪潮中，体味了一次长久未有的感动。本文运用格雷马斯的文本分析理论对电影《最爱》进行全面的分析，以揭示该影片的深层内涵。

政治责任与真爱秩序——评电影《最爱》

《最爱》反映了一个沉重的主题：一群因为卖血而染上艾滋病的村民，遭受歧视和唾弃，只好来到废弃的小学，集体过相依为命的生活。他们性格各异，相互之间也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但在短暂的有生之日里，他们有幢憬，有遗憾，有卑微的欢笑，有痛苦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