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争端解决机制和上诉仲裁程序问题之辨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停摆已经持续了数年,最近,上诉仲裁程度成为了替代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其中一个重要结构。如何判断WTO未来争端解决机制未来的走势,本文将提供参考思路。

论强制调解于“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的适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间,沿线国直接投资数额显著增加、投资结构持续多元化,但也有若干项目由于投资者和当地政府矛盾而被迫中断。“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合作共赢之路,可以效仿国内法中的强制调解制度,通过引入程序上的强制性来扩大调解在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发挥其比投资仲裁更为经济、灵活、有助于合作关系修复的优势。强制调解制度并不会改变调解作为ADR自愿性的本质特征,和解协议的达成仍取决于双方同意。“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引入强制调解制度时,应该选择适当的路径,明确适用范围,综合考虑磋商、仲裁、东道国法院诉讼等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劣,通过程序规则衔接,着眼于一整套高效、灵活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WTO争端解决程序的适用规则--多边环境保护公约能否成为适用规则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能否根据MEA和一般国际法处理冲突的规则优先适用MEA,并认定一项根据MEA所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不构成对WTO法的违反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先确认,现行WTO法将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规则严格限制于WTO适用协定,即根据其实体管辖权,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专门受理根据适用协定所提起的申诉,不能受理根据MEA或其他实体国际法而提起的申诉。因此,MEA或其他实体国际法不能成为适用规则。其次,通过分析对这一问题的赞成与反对意见,对包括MEA在内的实体国际法的限定性适用,本文提出了支持的观点,认为前者更有利于克服当今世界国际法的"碎片化"现象。

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谈判各方立场综述

根据WTO的规则,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需要通过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的修改,以及对有关规则作出法律约束力的权威解释和对有关规则作出虽无法律约束力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解释。如何使规则的修改完善程序既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又能得到WTO成员的支持,是一个十分难以协调的问题。

WTO 争端解决机制程序规则初论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自 WTO 成立以来的运作被认为是相当成功的,甚至被认为是目前国际争端解决中最成功的典范。在促成其成功的众多因素中,有一个因素常常被提到,那就是 DSB 以及以前的 GATT 争端解决机制在争端解决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的经验。本文仅仅分析了这些经验中涉及程序问题处理的原则和规则,并对各项原则的作用作了简要的评述。

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举证责任

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协议对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举证责任几乎没有规定,相关举证责任规则是由处理争端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发展起来的。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规则的基本要求,其标准是初步证明(证据)标准,这种标准实质上是一种推定技巧,而非终局的证明标准。提供充分的证据并说服专家组是举证责任的内在要求。不同诉因、不同条款可能影响争端方举证责任的分配。争端方是否满足了举证责任的要求,由专家组最终评估、认定,专家组在这方面享有相当大的裁量权。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研究——以发展导向与规则导向为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治理新理念,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与推动者。发展导向与规则导向的关系问题渗透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各个环节。“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既包含发展导向又包含规则导向。在争端解决中,发展导向有利于维护战略互信,促进国际合作,更好地解决发展不足问题。规则导向则能增加争端解决的合法性、透明性和公正性。“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需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基本原则,既要寻求自身内部发展导向与规则导向的平衡,又要妥善处理与以规则为主导的西方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以期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稳定、健康推进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从权力导向到规则导向:中美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围绕知识产权保护及市场准入问题曾多次发生激烈双边冲突,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和双边关系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此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和中国加入WTO,使美国以特别301条款为主导的对华知识产权政策变得难以为继。通过深入剖析美国对华知识产权政策演变的原因及动力,认为正是由于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和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逐步完善,最终使得两国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经历了由特别301条款主导的"权力导向型"逐渐向WTO/TRIPS所确立的"规则导向型"的演进过程。

“规则导向”的理论疏解:以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为例

"规则导向"是区域贸易争端解决领域中的重要术语,但国内外学界对该术语的解读未形成一致意见,导致其被不同程度地误读。"规则导向"是对传统争端解决理念的一种变革,依据杰克逊先生之本义以及该理论在区域贸易争端解决领域所起之作用,将其界定为一种新型的理论范式较为妥帖。在范式理念的观照下,"规则导向"将更具解释力和包容性,不仅能较好地解释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趋同化、碎片化特征,也能涵摄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并在命题化的演绎进程中呈现全新的理论图景。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导向抑或权力导向

本文通过考察WTO争端解决机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的执行情况,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导向论进行某种修正。笔者认为,国际体制的本质特征导致国家在执行WTO裁决时必然会权衡规则之外的各种因素,并根据实际案件中掌握"权力"的大小与相关各方协商落实具体的执行方法。因此,多边贸易体制的参与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充分认知自己在具体争端中所掌握的资源,争取其在执行阶段的有利地位,进而使以规则为基础的争端解决机制真正成为保障权益的利器。

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政策取向:实力还是规则

多边贸易体制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始终贯穿“实力取向”与“规则取向”之争。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规则取向”的确立取决于多种因素 ,体现了建立稳定有序的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要求 ,但仍然无法排除包括国家实力和多边贸易体制实体规则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制约。事实上 。

论WTO争端解决的谈判法理和程序构建

规则导向模式是 WTO 争端解决机制法律化的理论基础。实践中,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化,在争端解决结构上的不平衡,产生了反法律化的效果。以谈判理论、谈判义务和博弈模型为基础的谈判法理,提供了分析 WTO 争端解决过程和结果的新方法。据此,在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的谈判方面,需要根据争端问题构建系统、规则和动态的谈判战略。在中国参与 WTO 争端解决规则的谈判方面,应提出构建诉讼和谈判相平衡的争端解决结构的建议。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中上诉审的作用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新设了上诉审程序。常设上诉机构的职责是维持、修改或推翻一审中专家小组所作的法律裁决和结论。在数年的实践中 ,上诉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较好地协调国际贸易与其它世界性事务的关系 ;广开言路 ,增加争端解决机制的透明度 ;力图在争端解决中全面准确地适用法律规则。与此同时 ,亦暴露出一些不足 ,需随着实践的发展加以完善。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研究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在非政治化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些东道国逐渐开始对投资者提起反请求,以求缓解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偏向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现状。然而,迄今绝大多数东道国提起的反请求都被仲裁庭基于国际投资协定中范围条款约定含糊、仲裁请求与反请求之间缺乏关联性等原因确认无管辖权或被驳回,与快速发展并逐步健全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相比,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的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在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体系中普遍缺乏关于反请求的直接约定以及关于投资者义务的情况下,在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背景下,中国有必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协定条款,在中国谈判和签订的自贸协定及投资协定中设置明确的反请求规则,将投资者所应承担的义务确定化,明确对东道国的归责方式,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投资者可能提起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案件,制衡投资者的权利。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程序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程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丰富的程序内容,而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争端为我们理解执行程序的运作提供了素材。目前国内关于WTO的著述汗牛充栋,但是缺乏对DSU执行程序的系统论述,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缺憾,通过结合具体争端案例中关于DSU执行程序的实践,系统分析执行程序中各个程序的具体规定,总结归纳执行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DSU执行程序若干建议。

WTO争端解决中的举证责任及分配规则

举证责任是指在争端解决中当事方为了向审理者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必须提出证明的责任。在WTO争端解决中,提出特定事实主张的当事方,负有提供相关事实证据的责任。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非常重要,往往可能决定着一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原则上是由当事方所主张应适用条款的性质决定,即该项条款的性质是否为积极的主张条款或抗辩条款。如果是主张条款,原则上应由申诉方主张与证明该条款的适用性。如果是抗辩条款,则应由被诉方主张与证明该条款的适用性。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程序

《谅解》对执行程序规定了明确的时间界限,通过监督机制、补偿程序、报复程序,尤其是交叉报复程序加大了DSB裁决的执行力度。但是,在实际操作中,DSU也暴露出不少缺陷,不仅反映在合理期间被恶意使用,执行监督程序规则过于简单,而且表现在交叉报复对发展中国家事实上的不公平。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对该机制进行完善:建立集体报复制度、惩罚制度和保证金制度,充实执行监督程序,尤其是,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应具有可操作性。

最惠国条款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的“同类规则”问题研究

当前国际上对最惠国条款能否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程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较大的争议,而是否符合"同类规则"是判断这种适用的依据之一。将最惠国条款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实践在范围的同类性、内容的一致性、待遇标准的等同性、价值的趋同性等方面均不能满足"同类规则"的相关标准和要求。因此,在条约表述不明的情形下,不应将最惠国条款的适用范围扩大至程序性的投资争端解决程序。

俄白油气争端解决：权力导向还是规则导向——兼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环境资源争端解决机制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油气争端经验表明:欧亚经济共同体内的权力博弈不能有效解决俄、白的油气争端,只用通过健全的区域经济法律规范,才能有效地解决该争端。上海合作组织的能源合作欲得到有效发展也必须依靠规则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