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伦理视角观照下《朝鲜》中译本研究

约翰?麦加恩是20世纪爱尔兰杰出小说家,在爱尔兰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将麦氏经典作品《朝鲜》中译本为研究对象,以交际伦理为理论视角分析原文与译文,从语言和文化交际两个层面探究译者翻译过程,分析研究优质译本,加强对原文的理解,在实践中验证交际伦理在翻译过程中的有效性。

《朝鲜停战协定》签署70周年,停战为什么不能终战?

始于1950年的朝鲜战争是开启冷战格局的东北亚惨烈战争,它致使朝鲜半岛同族相杀、华屋丘墟、生灵涂炭,而且导致北南政权长期分裂和敌对,造成1000多万人口离散居民和无尽的心理创伤,朝鲜半岛至今仍然是自世界冷战格局结束以来唯一的残存危险区域。同时,中国人民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以后,半岛的博弈和敌对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继续以朝鲜半岛为推手制造东北亚各国间矛盾和军备竞赛,至今使朝鲜战争的停战模式不能成为终战——冷战的阴霾依然笼罩。

1875—1882年朝鲜开国的决策形成及其影响

1875年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朝鲜被迫签订《日朝修好条约》,欲改革图强,于是派遣修信使赴日本考察,又参考黄遵宪《朝鲜策略》,决心更定国是,调整朝鲜内政外交。清朝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建议朝鲜主动开国,与欧美诸国通商,遏止日本与俄国的野心。在李鸿章等人的协助下,《朝美修好通商条约》顺利缔结,中、朝、美三国都得偿所愿,让美国扩展东北亚贸易路线,中国也落实“以夷制夷”的构想,而朝鲜高宗得以压制大院君与儒生们,重振王权。为了确保中国保护朝鲜,朝鲜君臣同意在《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增入“朝鲜为中国属邦”一语,突显宗藩体制与国际法秩序的本质差异,但当中国介入朝鲜内政后,朝鲜国内的党争更加激烈,埋下了“壬午兵变”的导火线。

《使朝鲜录》作者龚用卿生平考

关于龚用卿的生平事迹,诸家学人的论述主要是基于《明史》《明世宗实录》的片段记载以及《国朝献征录》中的龚氏墓志。以《福州通贤龚氏支谱》《云冈选稿》等几部龚氏家传文献为新材料,可以更清晰地了解龚用卿的生平事迹,也可以确定《使朝鲜录》作者龚用卿“字鸣治,号云冈”或“别号云冈”,其生于弘治十四年辛酉五月二十四日,卒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六月十七日,即生于公元1501年、卒于公元1564年,龚用卿的生卒年应该标为“龚用卿(1501-1564)”①。

明使倪谦使行朝鲜考述——以《朝鲜纪事》为中心

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朝鲜世宗三十一年)明朝派遣颁诏使倪谦出使朝鲜,颁布朝鲜新帝登基的即位诏书。倪谦出使朝鲜期间,除完成颁诏任务外,还进行了拜谒古代先贤祠庙、三却女乐、同朝鲜官员及文人礼尚交往和诗文唱和等活动。该文以《朝鲜纪事》为中心,通过查找有关文献、图书等,分析遴选倪谦作为词臣出使朝鲜的条件、历史背景,对倪谦使行朝鲜的活动进行研究,发现土木之变后,朝鲜虽对明朝实力存有怀疑,但是在“慕华”思想影响下仍奉行“事大”的外交政策,同明朝维系着友好关系,且倪谦同朝鲜文人的诗文唱和促进了明代中朝之间友好的文化交流。

实效性视域下的朝鲜涉外经济仲裁制度探析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朝鲜实施有限的“对外开放”政策,先后出台了多部与外商投资相关的法律。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涉外投资,朝鲜还专门颁布了《朝鲜涉外经济仲裁法》。现行《朝鲜涉外经济仲裁法》的内容基本符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标准仲裁法。但是,该法在对仲裁当事人合意之保护、仲裁机构和仲裁庭的独立性之保障、与境外仲裁机构之间的司法协助以及涉外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等多个方面的规定尚未完全明确,直接影响到涉外经济仲裁的实效性,因而应通过明确涉外经济仲裁相关法律中的模糊规定、完善仲裁程序、加强国际合作、构建经贸区仲裁体系等方式提高朝鲜涉外经济仲裁的实效性。

朝鲜本《龙龛手鉴》整理与研究的价值

朝鲜本《龙龛手鉴》是一部以宋本《龙龛》为底本,以《篇海》《五音集韵》《绍兴重雕大藏音》等字书为增字来源的增广本《龙龛手鉴》。这部域外汉籍字书在《龙龛手鉴》系字书乃至汉文辞书领域有着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朝鲜本《龙龛手鉴》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不但有助于疑难字的考释与研究,而且有助于当代大型字书《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的修订与完善。

韩国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以《朝鲜日报》为例

本文以韩国的《朝鲜日报》为个案,通过对该报2007年上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两个时间段内,以中国为主要报道内容的626篇文章的报道主题、报道倾向、报道形式等指标进行分析,对《朝鲜日报》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中韩交流年"(2007年)与"奥运年"(2008年)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给出了相关建议。

朝鲜宫廷体育研究

通过对《朝鲜王朝实录》等朝鲜古籍的整理分析,从休闲娱乐、军事教育、礼仪祭祀三个维度还原朝鲜时代宫廷体育活动的概貌,反映出中、朝体育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朝鲜半岛历代政权多为中国藩属,所以,朝鲜时代的宫廷体育活动呈现出鲜明的中国色彩,诸如击球、击棒、手博等体育活动大多由中国传入,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朝鲜体育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本“《骑着一匹》系列”校读札记

汪维辉等编(2011)《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是继汪维辉(2005)《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后的又一力作,汪先生等把这些很有价值的语言材料汇集在一起,并做了认真细致的点校,为我们研究这批宝贵的资料提供了方便。但由于这批资料传世文本较少、俗字别体众多等原因,该书在点校方面仍存在若干可商之处。本文利用朴在渊、金瑛编《骑着匹.中华正音》中收入的两个抄本,对《续编》中的"《骑着一匹》系列"进行校读,兹择其要者17条予以论列,以求教于诸方家学者。

清前中期李朝对明奉行“义理”思想新探--基于《朝鲜王朝实录》的考察

清前中期,李朝出于对清思想文化的不认同,主张对明奉行"义理"。突出表现在,军事上主张对清"北伐论"的兴起,政治上围绕"大报坛"的创设为核心的系列举措的实施,如"表彰忠义"、"善待漂汉及明朝后裔"等。李朝对明奉行"义理"思想具有连续性、勃发性、隐密性和积极主动性的特点。但这些特点随着清朝的安定繁荣,对明奉行"义理"也就逐渐消失了。

论黄遵宪的《朝鲜策略》

《朝鲜策略》体现了黄遵宪驻日期间的外交思想水平。在《策略》中,黄氏总结了东亚与世界形势,论证了拒俄和开放自强是保存朝鲜的迫切而根本的措施。他指出,朝鲜在开放过程中要坚持几个原则,并形成新的外交与国际法观念。他曾热切地劝朝鲜"结日本"。直到写作《日本国志》,黄氏才在历史的总结中表现出对日本"霸"心的真正重视。在此之前,"结日本"思想才是他发自内心的根本主张,这与他在办理琉球案中严厉遏制日本侵略野心的主张是一致的,都源于他轻视日本。

从两则新史料来看晚清时期中国在朝鲜元山的势力

具体到一个城市或地区的个案研究,应该成为进一步深化近代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口与增长点。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1888年中朝《元山口华商新界暂拟章程》,不仅弥补了有关近代中国在朝鲜设立租界史料的缺憾,而且也是反映1880年代中国在元山港势力的一份重要史料。至于1894年聂士成考察朝鲜期间留下的《朝鲜元山海口说》等记录,则进一步反映了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在元山的势力情况。诸如元山港中国势力等具体个案的深入研究,无疑有助于克服中国学界在有关19世纪末中国在朝鲜势力及其性质问题上的"集体失语"现象。

朝鲜总督府观测所的古代测候研究探赜

在考察朝鲜总督府观测所的建立、发展及其主要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对该所主要创始人和田雄治以及《朝鲜古代观测记录调查报告》的另一位作者关口鲤吉的生平及其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探讨了《朝鲜古代观测记录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及其中三个重要研究方向的得失优劣。和田雄治与关口鲤吉分别在气象和天文领域,利用李氏朝鲜的古代记录研究了半岛气候变化和彗星运动规律。和田还编绘、分析了汉城140年间雨量和雨日变化图表,并通过对测雨器的实物研究解决了《风云记》等在数据来源可靠性方面的问题。关口力图复制和田的研究范式,利用朝鲜的"星变测候单子"验证近代彗星研究。由于这些记录以及气象和天文各自领域的一些特点,限制了二人研究方法的普适性。同时,关口的研究不及和田的可靠、深入。和田雄治与关口鲤吉之后,科技史研究在总督府观测所停滞不前。

从《朝鲜纪事》看倪谦出使朝鲜的原因、活动及贡献

《朝鲜纪事》是明代倪谦出使朝鲜所著的一部外交纪行,对研究明代中朝政治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以《朝鲜纪事》为基础史料,探讨了倪谦出使朝鲜的历史背景、其与朝鲜官员内容丰富多彩的文学交流以及倪谦出使对明代中朝文化交流的贡献。倪谦的出使促进了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为朝鲜社会各阶层了解中国提供了契机,开创了明朝与朝鲜外交新格局。

《朝鲜策略》“结日本”问题辨析

"结日本"是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为朝鲜开具的救时良策,前承"亲中国",后续"联美国",达致"图自强",形成一个完整的外交构想。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在《朝鲜策略》的研究上成果颇丰,评价甚高,但对"结日本"问题的研究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事实上,《朝鲜策略》所提"结日本"问题,明显是与清政府此期的对朝政策相抵触的。这与何如璋、黄遵宪对朝策略的整体构想、清政府外交官选派机制的缺陷、总理衙门的权威性不强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对《朝鲜策略》的历史地位必须重新评判。

抗战时期朝鲜义勇队在桂林等地新闻宣传活动初探

朝鲜义勇队是活跃在中国战场上朝鲜众多抗日力量中最突出的一支,它不仅是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战场上的国际纵队。从1937年到1945年,在与中国人民并肩抗日的过程中,其通过演讲、口号、标语、传单、小册子、政论、广播与话剧等多种形式来进行抗日宣传,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朝鲜湖南志》等三件文献资料见证近代中日韩的历史关系

本文介绍朝鲜李朝末期的三件珍贵文献资料:一是丙辰科进士周维翰的策论试卷和考官评语,说明中国科举文化对朝鲜的深远影响,朝鲜的科举考试从内容到形式基本上采用中国。二是学者李学泳的手抄本《古文真宝鉴》后集,内多选录中国唐宋以来的著名学者的诗文,说明中国儒学文化在朝鲜半岛已深深扎根。三是同治、光绪年间朝鲜学者编写的《朝鲜湖南志》(即《南北全罗道志》),该书虽在1934年出版,并经日本殖民统治者删改,但在碑文、人物行状中仍保留了不少朝鲜志士痛斥权奸及反映日本殖民统治的文字痕迹。三件文物既反映了李朝后期的历史文化,同时也折射了中朝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明代《朝鲜赋》自注里的“中国”——以《朝天录》《李朝实录》为旁证

《朝鲜赋》作为传统汉大赋京都赋的变体,赋注里的"百戏迎诏"是异域"万邦来朝"的独特变体。对读朝鲜使臣《朝天录》及史籍《李朝实录》,《朝鲜赋》等文学作品里留下的明代中国观感和形象,也许更能接近于朝鲜文人当时心理认知权衡后的真实状况。在明帝国大一统气象、中原为"万国辐辏之所"的共同心理以及朝鲜国"事大以诚"的利益博弈下,赋文和自注里展示的明代"中国"形象和自我认知,在更为深广的层面上,诠释了文学与一个国家强大实力及"中国"形象认同的良性互动。

大射礼在朝鲜半岛的传衍研究

大射礼是中国古代射礼的最高形式,其在发展过程中亦传至域外。然而,国内关于大射礼研究的学术成果寥寥无几,东传至朝鲜半岛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经考证,朝鲜半岛大射礼始行于朝鲜成宗八年(1471),并贯穿朝鲜王朝始末。朝鲜大射礼不是对其宗主国明朝大射礼制的简单复制,而是在详考中国历代礼典之后加以改进。大射礼东传朝鲜半岛非历史之偶然,而是朝鲜王朝崇儒尚礼文治主张的治国需要。蕴含礼教价值的大射礼不仅成为朝鲜统治者教化民众、确立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更是明朝灭亡后,彰显其中华思想继承者身份的鲜明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