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价值探析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全面钩稽、整理了《朝鲜李朝实录》中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不仅时间长,而且全面反映了元末、明、清初中朝关系的演变,补充中国正史记载的不足。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编纂与价值

20世纪30年代,《李朝实录》影印本传入中国,引起中国学人的关注,对中国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吴晗从30年代开始,耗时近三十年,全面钩稽、抄录《李朝实录》中有关中国的史料,80年代出版《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是书详录朝鲜与明清交往史实、朝鲜使臣对明清政治观察与臆想等方面的资料,内容丰富,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乃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明代《朝鲜赋》自注里的“中国”——以《朝天录》《李朝实录》为旁证

《朝鲜赋》作为传统汉大赋京都赋的变体,赋注里的"百戏迎诏"是异域"万邦来朝"的独特变体。对读朝鲜使臣《朝天录》及史籍《李朝实录》,《朝鲜赋》等文学作品里留下的明代中国观感和形象,也许更能接近于朝鲜文人当时心理认知权衡后的真实状况。在明帝国大一统气象、中原为"万国辐辏之所"的共同心理以及朝鲜国"事大以诚"的利益博弈下,赋文和自注里展示的明代"中国"形象和自我认知,在更为深广的层面上,诠释了文学与一个国家强大实力及"中国"形象认同的良性互动。

中国明朝与朝鲜李朝殿策中所引先秦史料比较研究

先秦史料是明朝与朝鲜李朝殿策中常引述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对两国殿策中所引述先秦史料的数量、频率、内容和性质的统计分析和比较,考察两国对先秦历史资料引述存在的异同,深入分析在相同文化背景下,因地域政治和各自国情的差异而产生的对先秦历史的不同评价,考察殿策这一传统文化载体的传播与发展状况。

中朝军民抗击沙俄侵略者斯切潘诺夫的一则新史料

斯切潘诺夫是十七世纪五十年代，继哈巴罗夫之后的另一个入侵中国的强盗。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内部改朝换代明清交替之际，关内战争方酣。中国和朝鲜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在这种情况下，邻邦朝鲜李朝政府，应中国清朝政府的请求，

中韩儒学典籍的相互流通

中国与韩国的儒学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其交流形式丰富多彩、异彩纷呈。上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代,自汉朝乃至唐朝以来相互交流日益频繁,通过双向交流与融合,使两国的儒学文化与儒家文明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聊齋·安期島》中“劉中堂”原型考(下)

除却中国史料，在朝鲜史书中同样可以得到证实。据《李朝实录》记载，朝鲜大臣崔应虚曾随刘鸿训一道回明，也亲历了回程磨难。崔应虚在给当时朝鲜国君的奏摺中说：“在与中国使臣到达旅顺港口的途中，夜间狂风大作，刘天使所乘之船，臣所乘之船，陈慰使所乘之船，承载两名中国使臣行李之般等共九只船沉没。刘天使勉强脱难，汉人中落水者不知其数，臣也勉强存活，但表文、州文、公文等皆打湿，土特物产也大半漂落水中而丢失。”

朝鲜文献与四库学研究

目前存世的朝鲜文献如《燕行录》《李朝实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等,收有不少关于清修《四库全书》的掌故。这些资料一方面可以弥补中国文献的缺漏,一方面可以与中国文献相参照,从而有力地推进四库学研究。另外。

总括一朝史事 卓有学术创见——评白新良撰写的《乾隆传》

白新良同志的《乾隆传》一书,已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年来国内几部清朝皇帝传记面世之后,又一部新作。该书以乾隆帝的生平经历为主线,将清代乾隆年间政治、经济的盛衰、军事征战的成败、文化事业上的功过等内容贯串一体,成为总括一朝史事的清史著述,并取得了卓著的学术成就。由于作者功力深厚、治学严谨,使本书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取精用宏,清理出大量的历史事实。本书征引的历史资料,首先是雍、乾、嘉三朝《清实录》,其中《清高宗实录》集中地记述了乾隆朝的史事,是本书基本的史料依据。但是实录作为官书,有其片面性和有所讳饰。因此,作者广泛查阅了乾隆帝诗文集、《清三通》、《朝鲜李朝实录》、部分清人文集。

新书微讯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内容简介李朝朝鲜的燕行文献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轶闻和失落的历史，其中不少是在中国史料中难得看到的。作者在阅读这些史料的过程中，受到极大的震撼，因为在燕行文献中，“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个曾经是文明来源的天朝上国，又已经“华夷变态”，是充满“膻腥胡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