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听”:赵树理小说中不可忽视的情节——以《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为例

“偷听”是赵树理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情节之一,它在激化双方矛盾冲突、丰满人物形象、展现斗争的复杂性以及形成前后对比等方面承载了重要的作用,是小说成功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借助此情节,赵树理不仅使故事内容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也表达了共产党员的领导与底层大众的团结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这一主旨。赵树理喜爱“偷听”情节,既出于作品内容的需要,也受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还可以折射出特定时期的社会状况与文化心理,这都使得“偷听”情节有着不小的研究价值。

基于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的汉语言语幽默英译研究--以《李家庄的变迁》为例

文章从言语幽默概论及其延伸理论的视角,通过建立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的方式,对赵树理的中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及其英译本(戴乃迭1953)中的言语幽默进行研究,旨在探究该文本中包含修辞手段的幽默在翻译时如何进行转换以及采用何种翻译策略,验证言语幽默概论之延伸理论的有效性。研究发现:该文本中包含修辞手段的幽默在翻译时采用了同类转换、零类转换及异类转换这3种模式,且呈现出同类转换>零类转换>异类转换的趋势,其翻译策略共有直译、意译、省译、换译4种,不同翻译策略直接影响译文文本中幽默语段所具备的参数,决定译语语段的幽默效果。因此,汉语文本中言语幽默的效果能否成功传达到译文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策略的选择,这也说明言语幽默概论之延伸理论对汉语言语幽默文本的英译具有指导作用。

日本学界:“作为方法”的《李家庄的变迁》

《李家庄的变迁》在中国并未受到如《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那样的重视,在日本却形成了"《李家庄的变迁》热"。以竹内好为代表的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评价,并以其为"方法",倡导了日本的国民文学,批判了日本的近代主义,从而为日本的主体性重构提出建设性方案。

社会转型观照下的历史图景与革命叙事——以《李家庄的变迁》《红旗谱》为中心

在既往的革命史叙事的论述中,革命话语往往盖过历史形式阐释的声音,"红色经典"是作为经典权力话语的组成部分而被论述。这一合目的性的阐述造成了对相关文学作品的简单化读解,也忽略了社会转型这一发生机制下的历史形式可能构成的文学书写的丰富性。考察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图景对革命话语的发生有着重要的阐释意义。而革命史叙事当中也蕴含着历史形式的多元语境。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和梁斌的《红旗谱》代表着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篇叙事,以二者为中心来考察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形式与革命话语的重构性书写同样有着重要的阐释价值。

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两类大众文学——以解放区和上海三部长篇小说为例

伴随着中国20世纪文学现代性进程的是文学的大众化。30年代,在强烈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大众文学逐渐从'通俗'走向'普罗',最后形成抗战文学的全面大众化时期,其标志就是解放区文学。与此同时,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上海,商业语境和都市文化催生了完全不同于解放区文学的另一种性质的大众文学——海派文学。海派文学既延续了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传统,更具有西方文学的先锋性和都市商业性。这样,新文学就产生了两种形态不同、体现文学现代性不同维度的大众文学。它们的共存,构成了既不同于传统通俗文学、又不同于西方大众文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众文学的两极,因而同时都成为新文学的一部分。本文正是从这样的视野中,以解放区和'海派'的三部代表性长篇小说为例,探讨新文学两类大众文学由于政治与商业的影响导致各自自身现代性的缺失,终究难以成为大众经典的原因,并从中昭示文学现代性与文学大众化关系的经验与教训。

怀念赵树理

2001年9月24日,是我国著名作家赵树理同志诞辰95周年. 最近,陈霞飞(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新大众>报记者,现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苗培时(当年和赵树理同在<新大众>报、华北新华书店编辑部工作,解放后和赵共同创办<说说唱唱>期刊,煤炭部一级作家)、杨俊(曾任华北新华书店编辑部出版科长,离休前任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齐武(当年<新大众>报编辑主任,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者)等四位与赵树理共过事的老同志,聚会座谈,回忆这位人民喜爱的作家的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