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刻本《板桥杂记》的刊印及其意义

《板桥杂记》在日本江户时代以附日文翻译的和刻本形式出版并风靡一时。细考和刻本《板桥杂记》及其改题本《唐土名妓传》可发现,日本书商出版《板桥杂记》的目的似乎与原作者余怀的意图有所偏离——余怀的目的在于追忆前朝往事,而日本书商则专注于其记狭邪之事的特点以博读者眼球。通过《板桥杂记》一书在日本的接受情况可以看出,江户时代的日本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认识及需求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其背景或在于当时的日本读者由于立场不同而无法充分理解经历了改朝换代的汉族文人的悲切心情。另一方面亦可认为,当时的日本读者开始对传统学问领域之外的中国的民俗文化产生兴趣。

《板桥杂记》《红楼梦》互文性研究

目前针对《板桥杂记》的研究大多侧重文献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层面的考察,针对《板桥杂记》与其他作品的互涉性、关联性方面的研究目前较为缺乏。《板桥杂记》与《红楼梦》作为叙事性作品尽管在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但在叙事空间的建构上却存在客观的相似性;二者都在“金陵”的空间背景下建构了以女性群体为呈现主体的理想世界,也以这一世界的毁灭映射社会、时代、家族的剧变;二者通过叙事空间的各层面呈现的象征意义均具备互文性的表征,借助性别托喻表达深层寓意的方法也颇为一致。

明末秦淮名妓与文人——读余怀《板桥杂记》

由于明末社会风气和士林习气的影响，南都名妓云集，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女性文化群体。应试举子、风流墨客群萃于此，使南都烟花繁盛一时。因这些名妓气度超群，风韵拔俗，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所以决定了她们与文人的关系，所交游者皆一时文苑名士，这种关系属一种文化与情感的交往，从而也促进了诸妓文化层次的提高。有些嫁与文士的秦淮名妓，婚后更拥有一种文化生活环境，并富于情感，忠于爱情，当国变遭难时益见其芳贞。秦淮名妓的活动与存在价值大都是在与文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板桥杂记》虽追忆秦淮旧院之事，但其深意却告诫人们当国家多难之时，以此为戒。

从《板桥杂记》看明遗民的文化创伤

清初余怀的《板桥杂记》是一部追思文人浪漫风流、记述青楼文化的笔记小说。作者大力铺写明季江南青楼生活的繁盛与优美,但在全心全意追叙旧事、体贴入微的揭示中蕴含着强烈的文化失落与文化创痛,体现出明遗民文化心理的连续性。

《板桥杂记》的冶游境界

古之冶游书从唐代产生以来,至清时更是蔚为壮观,然其间唯有明末清初余怀的《板桥杂记》能够超拔诸作之上,别有境界,不落俗艳。此乃得力于其实录的史学价值、内含的“遗民情怀”、记录对象的品位、不着色欲的真情、虚实相间的笔法。

论《板桥杂记》的两部续书

产生于清初的《板桥杂记》对后来的风月题材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续书主要有珠泉居士的《续板桥杂记》、金嗣芬的《板桥杂记补》。它们相对于原作,承袭了其编创体例,延伸了秦淮风月的时间长度,但在兴亡之感上却出现了蜕化。概言之,《板桥杂记》的续书在思想与艺术上都与原著相去甚远。

明代南京旧院的兴衰与《板桥杂记》

本文对明代全国规模最大的名妓聚居地--南京旧院的兴衰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与分析，提出了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官妓制的认识，并以期阐明《板桥杂记》的主题。

余怀为何“钟情”秦淮歌妓——读《板桥杂记》

余怀在《板桥杂记》里为秦淮歌妓这一特殊群体立传,对她们赞赏有加的原因有三:一从余怀作为士人的身份考察,歌妓群体对雅的追求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得到士人的认同与欣赏;二是余怀作为遗民的角度考察,歌妓自身表现出的民族情怀冲击了士大夫的心灵,使她们从内心上赞赏这些弱质女流;三是歌妓的盛衰、国家民族的兴衰与生命的盛衰形成同构,三种因素使《板桥杂记》充满了感伤的情怀与沧桑的气息。

由《板桥杂记》译例漫谈古文英译

以明清散文《板桥杂记》一书的英译为例,探讨古文英译中常用的翻译策略。笔者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针对古文英译中遇到的难题,借鉴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采取了增删重组的翻译策略,力求译文流畅、易读。

《板桥杂记》的刊本与流传

本文系统考察了《板桥杂记》的各种刊本与流传过程。分析了《杂记》的流传与时代及社会风尚变迁的关系，说明《杂记》是一部广泛受欢迎的不朽著作。

风月秦淮视野中的故国情怀——余怀和他的《板桥杂记》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刻书家张潮刊行了一套大书“昭代丛书”，这套收录了150部著述的丛书刚一面世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这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部一万多字的奇书引发的。

明末余怀《板桥杂记》所记西溪南富商吴天行纳娼事

徽州历史悠久的著名古村落，西溪南是其中之一。西溪南为人称道者二：一文化，二巨贾。西溪南明末两位巨贾，一位是吴养春，另一位是吴天行。吴养春（1543—1627）字伯昌，其父吴时佐曾“输金三十万佐国，钦喝中翰五人，养春其一也（《黄山志》）。”

古典小说中“进士与妓女”母题研究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至唐代,出现了以表现士人与妓女恩怨聚散为题材的作品,嗣后,代有述造,迄民初不衰,在中国小说史上,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而其中所流露的审美趣尚、心理脉络与文化蕴涵,皆有颇堪玩味者,甚且可藉以觇见或一时代之风气淳浇、士行美恶,洵可为治文化史、社会史、文学史者提供考镜之资。是以不揣谫陋,擘析如下,以期就正于达识通人。

略论成岛柳北及其汉文小说《柳桥新志》——兼论日本19世纪的花柳类汉文小说

我国清代的笔记体小说《板桥杂记》传入日本后,对日本花柳文学的繁荣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花柳类汉文小说的大量产生便是这种影响的集中体现。这些汉文小说在题材、文体、著作体式、创作旨归和行文风格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受《板桥杂记》影响的浓厚痕迹,同时又蕴涵着本土的文化内质,带有日本汉文小说惯有的双重属性,值得探讨。其中,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和土居香国的《鸭东新话》是比较典型的作品,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成岛柳北的《柳桥新志》。

明代歌妓对通俗小说的影响

明代歌妓业的兴盛与通俗文艺的发展关系密切。歌妓中的出色超众者,大都色艺俱佳,光彩照人,她们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也通过与文人的交往,对通俗文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就包括对通俗小说的创作和兴盛的巨大影响。

一代红妆照汗青——《桃花扇》人物塑造倾向辨析

《桃花扇》作为一出意在思考“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桃花扇小引》）的历史剧，以其“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桃花扇》试一出“先声”）的写实性特点，寄寓了作者深刻的黍离之悲，及对明末清初这一“天崩地解”的巨大历史变...

吴梅散曲论

吴梅散曲论洪柏昭吴梅被誉为“近世曲学大师”，他不但在曲学资料的整理和曲学理论（尤其是韵律、曲谱）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而且还写下了不少戏曲和散曲作品。本文拟就人们关注较少的他的散曲创作，谈一些粗浅的看法。散曲滥觞于金而盛于元，伴随着北曲音乐而发展，富于...

冒襄余怀交游考

赵景深指出“冒辟疆是复社著名文人”(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许增、张治如、陈三立、柳诒徵对余怀作品评价很高,都曾为一九二八年国学图书馆影印的余怀《玉琴斋词》写了跋。许说,余怀的“《板桥杂记》一字一珠,一字一泪,非寻常说部可比”,“《味外轩诗》、《感旧集》放言在弦指之外”。张云,《玉琴斋词》是“留将家国兴亡泪,付与秦淮曲曲流”,“白头庾信肠堪断,黄叶江南一片山”。这些评价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同时也对《中国文学史》长编的纂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