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与“讹”——重读《林纾的翻译》

中国传统翻译研究一直推崇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说",其实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强调翻译的本质是"讹"写,也就是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中提到的"翻译即改写"。"讹"又分为好"讹"和"讹错"。好"讹"就是尽可能忠实的传递源语文本作者的表达意图,在译作中再现译者的创造力、原创性,以达到交际的目的。"讹错"指的是错误领悟原文,译语生硬难懂,任意删节,应该尽量避免。"化境"只是一种翻译理想,与瓦鲁提"译者隐身"的概念类似,而不是一种翻译理论或者翻译观,因此,译界应该承认"翻译即改写"的现实,将翻译理论研究的关注焦点更多的放到影响翻译实践的诸多文化要素上。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以《林纾的翻译》为例

翻译作为突破语言障碍的文化交流活动,其实质是传递文化信息,从而达到文化移植和文化交融这一主旨。它是一种跨越时代,跨越地域,跨越民族,跨越语言的跨文化传播活动。随着翻译研究领域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不断深入,尤其在多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的大语境下,因翻译所承载的文化使命和交际使命,以及翻译自身所具有的明显的人文学科的复杂性、多义性和模糊性,使得人们对翻译之于文化交流和传播所起的作用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思考。

由《林纾的翻译》析钱钟书的“化境”论

通过对著名翻译家钱钟书先生《林纾的翻译》一文的研究，从中看到钱先生对翻译研究的杰出贡献。钱先生通过对林纾翻译作品的评论，把翻译的指导原则和翻译技法通过“诱”、“媒”、“讹”、“化”等极有概括力的字一一体现出来，充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所应具备的能力与技巧，同时对我们的翻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读钱锺书《林纾的翻译》

说钱锺书翻译思想中有矛盾，此话听上去一定会让人感觉匪夷所思，但实际上我们只要仔细阅读一下《林纾的翻译》全文，很容易就能够发现钱锺书翻译思想中确实存在着矛盾，主要反映在钱锺书对待译者在翻译时应该隐身还是现身的问题上。

对《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锺书的“矛盾”的反思

钱锺书承认林纾译文的文学价值,并不意味着他默认了林纾翻译方式的合法性。将这两者自动关联起来的逻辑值得反思。面对林纾的翻译事实,钱锺书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主流译学立场,以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眼光,跳出了狭隘的翻译批评框架,正视了林纾译文的文学性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使自己对林译的评价既个性十足又别具深度。钱锺书面对林译的二元化态度,反映了他在传统译论与现代译论之间的过渡,这种过渡位置使其具备了翻译思想史上的典型性,具有着独特研究价值。

翻译与兴味——读钱锺书《林纾的翻译》

钱锺书先生的《林纾的翻译》一文初载于1964年《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后又收录于《旧文四篇》与《七缀集》中。该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论文，反讽幽默的语气也使得行文的严肃性大大降低，然而它却在中国翻译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文中所提出的“化境”，被认为是钱锺书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然而必须指出，钱锺书在此文中并没有把视野局限存“化境”，以提出一种超越的翻译理论，而是从翻译出发，进一步中发出对林译小说背后隐藏的中西对话问题的讨论，这一点在以往的解读中往往被忽略。

翻译史研究的主要成就与未来之路

检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翻译史研究所走过的路，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翻译史研究成就显著。改革开放后出版最早的翻译史研究作品主要有钱钟书等所著《林纾的翻译》（1981）、商务印书馆编辑部所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1982）、罗新璋所编《翻译论集》（1984）、中国译协《翻译通讯》编辑部于1984年出版的《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1949—1983》以及马祖毅所著《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

可贵的和谐意识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一文指出，“一个人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还可以方便地增长自我优越的快感。一位文学史家曾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风。”

尽量保留原文风味

钱钟书（1979）在《林纾的翻译》一文里说过，“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不过，钱钟书也承认，“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我们从事过翻译工作的人都明白，翻译中可译性（translatability）的问题始终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