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开放性的结局

文章从德国著名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长篇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开放性结局入手 ,针对一些西方评论者的“褐”、“赤”不分说 ,通过作者对小说结尾处的修改和文本的逻辑结构分析 。

20世纪德语文学中的柏林城市意象与空间话语——以《柏林童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意外之地》为例

20世纪后,柏林随着德意志的兴衰沉浮,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作为集中体现德意志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空间载体,它被现代性文学书写注入了更加富有延展性的生命力。文学家们基于自身的城市体验和艺术思考赋予柏林复杂而深邃的意象,将城市质性和历史符码束集在现代性空间话语中,建构了文学柏林的时空统一体。瓦尔特·本雅明的《柏林童年》、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和英格伯格·巴赫曼的《意外之地》皆为20世纪德语文学中代表性的柏林城市文本。三位作家用自身独特的关照方式和文学想象,赋予了柏林更加丰富的城市意象和空间话语,表达了对柏林和所处时代的感怀与批判,也在现代性文学话语的框架下展现了城市物质性、精神性与社会性的三位一体本质。

城市空间中的牺牲者:《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的暴力隐喻

在德布林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柏林这个"城市空间"是主人公毕勃科普夫承受命运击打的"擂台"。一方面,小说的蒙太奇结构赋予了它一种鲜活的主体性,构成了"现代城市空间"饱含攻击性的暴力隐喻,它像施暴者主体一样,参与了为毕勃科普夫特别准备的"强制疗法";另一方面,混乱无序、瞬息万变的现代都市同样是等待毕勃科普夫去认识和感受的。作为外部环境的客体,它处在主人公牺牲命运的两端:一端是他毫不理解的诱惑和随时准备吞噬他的危险,而另一端则是"冷静"和"理智"的目光中这个"城市空间"真正意义上的客体化。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之今与昔

柏林是一座伴随着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而成长起来的城市。本文尝试从介绍柏林的历史、政治背景入手,进而探讨原东柏林的政治中心——亚历山大广场在二次大战以后所历经的两次重建活动。尤其是亚历山大广场的第二次重建,引发了人们对于“究竟我们应该有选择地保留历史?还是完整地留存历史的记忆?”问题的思考。

犯罪与成长: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blin)对20世纪的德国现代文学影响极大,其长篇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1929)更被视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代表性文本。小说叙事语气冷漠而客观,呈现出一种戏剧化的"间离效果",显示出布莱希特的理论影响;各种大胆的形式创新体现了德布林作为表现主义者的先锋性,主要表现为文本中高度频繁的蒙太奇手法,诸多并置事物或意象之间因此构成了强烈的互文性。小说主人公弗兰茨·毕勃科普夫粗鲁、野蛮、自我放纵,且极具攻击性,德布林借助这一复杂的形象来呈现一战后底层人物的现实困境与精神伤痛,并以此来解析柏林这座大都会的灵魂。《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由此揭示了小人物形象与大都会的精神风貌之间深刻而紧密的关系。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那个刻有手印的地碑

到柏林,中国人最大的兴趣就是马克思墓和柏林墙了。导游先带我们去看了一座二战中被盟军炸毁了一半的教堂,随后来到了亚力山大广场旁的市政厅。市政厅也能作为景点,是西方国家开放的一个表现。但市政厅大同小异,几年以后便了无印象。只是在市政厅旁广场上的一个德国人,跪在一块褐色的地碑前面,不停地擦拭碑面的场景,至今难忘。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本体论解读

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有两种存在状态,一种是不作为自身而存在的“非本真的存在”,一种是作为自身而存在且能因此获得真正自我的“本真的存在”。这两种存在状态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主人公弗兰茨·毕勃科普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该文借用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对《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进行文本分析,探讨小说主人公弗兰茨·毕勃科普夫的非本真的存在与本真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实现本真存在做出分析与思考。

亚历山大广场,柏林,德国

自17世纪起,亚历山大广场就是柏林最重要并且最繁忙的广场。在1960年代的时候,它从交通中心变成了行人步行区,同时,亚历山大大街与高架城铁之间的区域被设计成扩展的汽车和巴士停车场。1993年，为重新设计亚历山大广场和邻近的亚历山大大街区域举办了竞赛。

都柏林大学图书情报教育动向及对我国图情教育的启示

通过网络调研法研究都柏林大学图书情报教育在近年的发展变化趋势,从中得出对我国学科建设的启示:重视学生的自主学习,重视学生的反思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应采取多样化考核方式,提供指导性的选课方案,鼓励跨学科学习。

冯塔纳“柏林小说姊妹篇”中的城市空间书写

德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台奥多·冯塔纳的“柏林小说姊妹篇”是德语文学中极具代表性的柏林城市书写文本。作品巧妙地赋予德意志历史以空间维度,城市书写中隐含了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变化中各种因素和力量的建构与解构过程动态揭示了城市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的三位一体本质和互动发展模式,也由此折射出德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划时代变迁。

公共图书馆举办和参加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的实践与思考

都柏林国际文学奖是世界各国公共图书馆参与提名的国际文学奖项。经过对都柏林市图书馆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学之都”办公室的实地调查,结合组织、筹备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的工作实践,梳理该奖项的基本情况和运作模式,包括创建历史、奖金设置、奖项特色、组织机构、评审小组、评选流程与规则等,以期向国内图书馆界全面介绍这一重要奖项。通过整理亚洲及国内公共图书馆参与该奖项提名的情况,指明国内对该奖项知晓度低、参与度低的主要原因。分析现有政策、总结已有经验,从三个方面提出提升国内参与度的对策,旨在促进更多国内公共图书馆参加该奖项的提名,使更多中国作品能够被世界各国图书馆提名,从而提升中国图书馆界与中国文学作品的世界影响力。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柏林浪漫派共同体书写初探

活跃于19世纪初德意志思想舞台的柏林浪漫派对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与文学书写做出过重要贡献。政治哲学家亚当·米勒在1809年出版的《治国术》中提出了强调整体性、自然性和历史性的共同体理论主张,而柏林浪漫派作家既或隐或显地对民族共同体展开文学想象,又通过交谊结社为实现民族共同体开展政治实践。在他们的共同体书写中,除以往大多数研究所确认的民族主义内涵外,还存在重要的世界主义维度:相关作家并不囿于民族国家疆界,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思考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和与文化他者的共生问题——民族独立、帝国殖民、和谐共存等多重欲望在此纠缠交错,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也因此并非变奏关系,而是呈现出了间性特征。

《都柏林人》中的工业化与主体身份重构

随着工业化的蓬勃发展,城市逐渐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本文以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都柏林人》为例,对小说中因工业化而产生的异化现象进行了解读与分析,重点关注了工业化影响下自然环境、城市与人发生的异化,同时也从主体身份的丢失、弥合与建立这三个角度,进一步剖析了工业化背景下主体身份的重构问题。

水意象在柏林学派女性电影中的多维表达

柏林学派电影最早于2003年出现,影片从最初的不被人知,逐渐发展到现如今的深受国际电影节与专业影评人的高度认可。其影片善于记录德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人们心里层面上的种种困惑,在捕捉人物情绪方面表现突出。其中,水意象在多部女性电影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连接故事脉络的桥梁,是体现人物心理的道具。视觉与听觉方面的意象化呈现也为影片内涵的深刻表述贡献力量,这与艺术电影惯用的作者表达的特点高度吻合。

共产国际柏林西欧书记处活动研究

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将德国作为欧洲革命的桥头堡,在柏林设立西欧书记处,由共产国际著名活动家雅科夫·赖希领导。书记处肩负为欧洲乃至世界革命提供现实保障的使命,在德国进行了一系列机密性活动,包括在西欧建立共产国际网络,向欧洲左翼政党提供宣传材料和政治咨询等。其中,书记处最重要的作用是用苏俄外汇资助西方的共产党和左翼人士,充当共产国际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欧的地下经费中转站的角色。这些活动是共产国际初期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苏俄打破外国封锁和传播共产主义理论提供了巨大帮助。但值得注意的是,书记处在组织管理方面较为松散灵活,体现出共产国际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主要是由欧洲局势以及共产国际的策略所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到经验不足上来。书记处直接推动了共产国际对自身组织及工作方式进行变革,体现出苏联以及共产国际身份的转变:如果在20世纪初,世界革命的成败被认为是保卫新生政权的先决条件,那么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情况则有所变化,苏联成了未来世界革命的保障。

值得拥有的柏林之声 Burmester柏林之声B28 落地式音箱

还记得去年的《视听行业高端访问》视频访问栏目,访问了新汉建业的创始人兼总裁余汉祺先生,他说道:“德国人和中国人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说做事用心,给人很踏实的样子,德国人做生意也靠谱,因此我也代理了不少德国牌子,我拿的第一个德国牌子是OCTAVE八度胆机,第二个就是Burmester柏林之声,到现在都是超过二十年的合作关系了。”

承传旗舰技术,诠释优秀声音 欣赏Burmester(柏林之声)217黑胶唱盘

顶级品牌的典范在世界顶级音响品牌中,德国的Burmester(柏林之声)一直占据着一席之地,从1977年创立开始,Burmester的产品就以Hi-End级的质量标准和精湛的金工制艺以及充满真实动感、鲜明自然的声音重播,得到业界的推崇和发烧友的认可。

浪漫主义的自我矛盾性——读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

浪漫主义作为一场试图颠覆西方传统理性价值的运动,首先在艺术领域展开并进而波及旁侧伦理与政治学领域,但作为观念的浪漫主义在诉诸实践时,却呈现出彼此矛盾的特征:一方面呈现出革命、能动之强调主体创造性、存在性的积极浪漫主义,另一方面则呈现出强调主体保守性的消极或感伤浪漫主义。

“他者”快门下的冲突与隐喻--从创伤理论谈《别了,柏林》中的人像构建

《别了,柏林》是英裔美国作家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旅德时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他在二战前夕居住于德国期间的见闻与经历。该作品通过“他者”镜头以平铺直叙的方式描绘二战前德国四位代表各自所处各阶层的典型角色平静表象下充满冲突矛盾现实处境与撕裂的人格心态,论文将以创伤理论的视角,通过人物的言行、心态与经历所形成的创伤表征解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小说中人物对经历的自述及“他者”的写实记录本身便是创伤疗愈的最终方式,对各个角色经历在当时时代下个体创伤的构建,再现了二战前德国各阶层的集体历史性创伤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