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格拉斯哥时代全球气候正义实践的理论困境与中国抉择

后格拉斯哥时代解决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于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在于激发全球公众的责任意识共同合作来应对日趋严峻的气候环境问题,因此必须诉诸根本性的气候正义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导。气候正义的应然状态,建立在多元主义法哲学理论基础之上,正是吸纳了罗尔斯正义论、内格尔的霍布斯主义理论、世界主义理论的全球正义学说,引入历史唯物主义与能力主义的思考,同时融合了国际帕累托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才让气候正义的内涵与外延更加丰富。面对全球气候正义实践的实然困境,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致力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家应坚持“两个共同体”思想的道德立场,以争取气候谈判话语权为宗旨,秉持两类国家区别对待的双轨思路,为解决气候正义的实践困境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 提速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2021年11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顺利闭幕,与会各方达成了包括《格拉斯哥气候公约》(下称《公约》)在内的五十余项决议,完善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凝聚了各方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共识,提振了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1《巴黎协定》实施框架基本完备COP26会议上,与会各方经过多轮磋商,完成了《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等议题的谈判工作。

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及中国应对

在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叠加和全球避免气候变化灾难性影响的“机会之窗”迅速缩小的背景下,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通过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完成了《巴黎协定》规则手册的谈判,在减缓和适应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将对全球气候治理理念、方式和路径产生多维影响,促使全球碳中和理念进一步强化,自上而下全球盘点与自下而上落实进一步融合,首次限煤降碳,促进全球碳市场落地和适应融资机制的强化。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影响及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形势,中国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内,争取如期实现双碳目标,为推动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奠定更加坚实的内部基础;对外,努力推动中美欧绿色伙伴关系建设,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伙伴关系建设,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制度体系权威性和合法性的同时,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内外两条轨道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不断向前发展。

格拉斯哥会议后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特征与趋势——兼议对我国气候治理的影响及其策略选择

格拉斯哥会议是继2019年马德里会议后举行的第一次正式气候谈判会议,也是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参与的第一次谈判会议,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格拉斯哥会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达成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在适应资金、碳市场、1.5℃目标以及退煤等问题上达成了广泛共识,同时也开启了《巴黎协定》全面实施的进程。本文梳理和分析了格拉斯哥会议后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格局、特征和趋势以及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就我国应对新形势、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提出建议。

“后格拉斯哥时代”全球气候治理

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的闭幕,自2021年11月14日,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后格拉斯哥时代”。如何评估COP26的成败?如何在错失时间窗口的当下开启大国应对气候危机的新局面?面对近在眼前的气候危机,若要确保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生生不息,国际社会还可做些什么?

格拉斯哥峰会及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思考

随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多,全球平均气温持续上升,世界各国纷纷加强减排承诺,温室气体控排范围不断扩大。欧美等发达国家不断增加投入,聚焦绿色低碳技术发展。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格拉斯哥峰会)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新形势下达成广泛共识: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和气候行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去化石能源路线,促进能源清洁转型;减少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加快推动全球适应工作,促进国际气候行动公平正义;完善全球碳市场细则,推动全球碳交易。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制定“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并积极行动,展现出负责任大国担当。但欧美等发达国家仍对中国不断施压,试图重新建立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谈判原则和治理框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对外和对内都将面临新的挑战。中国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决维护现有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坚持能源安全基本原则,推动煤炭清洁高效转型;坚持科技创新支撑甲烷管控,科学建立减排机制;科学推动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的制定;加快完善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建设。

格拉斯哥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中转站

今年最受期待、至关重要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26)11月1日至13日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200多名国家领导人共同探讨气候变化问题。这是《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后召开的首次缔约方大会,原计划12日闭幕,但直至13日才完成谈判。

“巴黎气候协议”关键问题及其走向分析

历时四年的公约气候谈判以及公约外的各种行动将保证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巴黎气候协议"。"巴黎气候协议"将集中体现国际气候合作制度新的机制和安排。"CBDRRC"原则在"巴黎气候协议"中仍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但内涵有所拓展;各缔约方将"自下而上"地承担减缓目标或行动;就具体内容而言,在减缓、适应和透明度领域,各缔约方行动的性质和约束力基本一致、行动力度符合"国情"、透明度规则渐进趋同;在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领域,保持传统"二分"状态有可能性,但应允许和倡导有能力的国家自愿承担提供支持的义务。"巴黎气候协议"的法律形式将以一种公约下未出现过的形式承载。

国际气候谈判达成合作协议的内在动因与稳定性研究

通过建立国际气候谈判的合作博弈理论模型,从协议内部缔约国收益预期出发,研究气候谈判国际合作治理的内在动因与稳定性。结论表明:合作协议有助于异质性国家间增加温室气体减排治理带来的收益,参与气候谈判的国家间形成合作协议的内在动因,正是对合作净收益的预期分配;而这种内在动因并不能使合作协议达到均衡,均衡的实现过程,是对预期净收益的内部分配政策的调整过程:当部分谈判参与国以退出合作联盟作为最有力威胁,没有任何一方能在联盟瓦解时,在不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获得效用的增加,这就使谈判参与国在相互制衡中形成稳定状态。研究贡献在于突破了固有的非合作博弈框架,在更为一般层面上解释了异质性国家间的气候谈判合作机理,有助于各国采取有效措施建立气候合作联盟,应对气候挑战。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适用及其限制——《哥本哈根协议》和中国气候变化法律与政策

在减缓承诺、资金机制与衡量、报告和核实等三个方面,《哥本哈根协议》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在强化"共同责任"的同时弱化了"区别责任"。"共同责任"来源于"不损害国外环境"原则和"人类共同关切事项"概念。"区别责任"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巨额排放和能力优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适用受到"生态空间的再分配"目标的支持,然而可能受到"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目标的限制。因此,我国应当形成和发展不损害人类共同环境利益并且促使中国人能够过"善的生活"的气候变化法律与政策。

论哥本哈根协议的法律价值——兼论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法律措施的完善

《哥本哈根协议》坚持并维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巴厘岛路线图"的授权和"双轨制"谈判进程,明确了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与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的权利义务,强化了发达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法律规定,积极维护了发展中国家在减缓行动的衡量、报告与核查方面的基本权益,确立了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工业革命以前2℃的长期行动目标,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大步,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法律价值与行动指南意义。落实哥本哈根会议承诺,中国应积极完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法律措施。

责任转型与软法回归:《哥本哈根协议》与气候变化的国际法治理

国际社会正依托《哥本哈根协议》继续推进气候变化的国际法治理进程,未来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仍将围绕"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适用而展开,并向"区别而又共同责任"的目标转型。《协议》经由"人类共同关切事项"认同了"共同责任"的内涵,通过实质性公平原则,明确了"区别责任"的要旨,随着《协议》的落实和发展,国际社会将认同《协议》表现出来的"软法"特性,弥合各方分歧,促进"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哥本哈根协议》:软法在国际气候制度中的作用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哥本哈根协议》被认为是一项并不令人满意的协议。但事实上,尽管它不具法律约束力,仍将推进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因为国际法实践已证明不具法律约束力的软法同样具有某种影响力,同样会促使国家完成相应法律义务。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应仔细研究《哥本哈根协议》的基本内容,在加强能源战略建设的同时,坚持气候变化谈判的基本立场,适时把握国际气候立法的主动权。

全球环境合作:气候变化《巴黎协议》的双层博弈分析

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决定了环境治理需要国家之间的共同合作。"双层次博弈"理论认为,气候变化全球合作是各国国内、国际双层博弈的结果,它直接体现为《巴黎协议》的达成。在气候变化博弈中,国内层次的博弈决定了国际环境合作的本质和可能性。在国际上,主流国家的国力和观念起到了聚焦和黏合剂作用,引领世界气候治理的发展方向。全球环境治理正走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国内层次的自发合作与外部合作联盟的扩大是实现国际环境合作的必然途径。

气候变化视野中的自愿环境协议

气候变化问题的综合性和广泛性决定整个社会每一分子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气候变化有不可分割的作用。传统环境治理思想过多地将环境管理和提高义务置于诸如政府、环保团体等公共利益卫道士之手,单纯依靠公共利益团体的力量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已不足以形成有效的社会约束机制,许多高瞻远瞩的企业已意识到自身环境责任与社会形象的重要性,通过自我约束行为为缓解气候变化添砖加瓦,自愿环境协议为此提供了制度平台。国际上早已有将自愿环境协议作为气候变化应对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的实践,我国的相关试点工作也已悄然铺开。因此,如何正视自愿环境协议的柔性治理功能,以及如何促进其在我国气候变化应对机制中发挥正面作用,成为我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新问题。

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协议 油气行业应积极应对

2015年12月12日，巴黎气候大会195个缔约方达成《巴黎气候协议》（以下称“《协议》”），旷日持久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取得划时代成果，奠定了今后较长时期内通过国际合作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长期以来，联合国主导的国际气候合作长期处于“空转”状态，几乎折戟于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京都议定书》险遭抛弃。国际社会在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协议的意愿强烈，为此，各主要缔约方在会前做了相对充分的准备，以避免谈判破裂。几年来，通过多边和双边努力，“求同存异”，终将最小共识整合为该文本，向世人宣示了各国政府协作应对全球『生危机的诚意和成果。

论气候压力下的跨国水体协议

全球气候变化无疑会影响河流的来水过程和供水过程,改变河流的水质、水量和水系统运行,使当今跨国水体可持续管理复杂化。然而,目前大部分跨国水体协议缺少处理应对气候挑战的重要措施,没有充分考虑不断变化的气候、社会、经济和状况。跨国水体的分享可能会导致两国或多国之间发生冲突,但也可以成为合作和谈判的源泉。共同应对气候的挑战,为未来的跨国水体管理找到新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平台。尽管各流域国之间存在政治和社会差异、利益冲突等,但制定灵活而又有效的跨国水体协议以减轻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极其需要且完全有可能的,措施有:①灵活的水分配策略;②精确的数据和信息交换;③综合的水质管理;④应对极端事件的策略;⑤对原有跨国水体协议的修订;⑥联合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和完善。

气候协议的道德基础

保护环境、避免气候灾难虽是世界性的共识,却因人的生存权和民族利益的干涉而更多的是"政治正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所以世界气候协议有实践难度。这不是因为气候问题不紧迫,而是因为气候协议的道德基础不明确。宗教改革之后的道德观、地域观和时间观加剧了气候问题,水体和气体的流动性模糊了受害方和施害方的身份,这些因素是拖延应对气候问题的理由。气候协议要有法律约束力,人的道德观、地域观和时间观就应该是全新的。"自然学派"变革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生活态度是缓解气候危机的一种可能。

气候协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

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互相关联密不可分，但是在性质与国际进程上却相对独立。是否要将气候变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或是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气候变化协议中加以具体化，皆存在争议。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技术协议评述

国际技术协议通过促进技术的转让与升级,在发展中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巴厘路线图"中的重要议题,在对国际技术协议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评价了国际技术协议内在的价值与局限性。最后对国际技术协议的前景进行了展望,指出国际技术协议应当着眼于通过促进环境友好的先进技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让,推动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内更深层次的南北合作,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逐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同时,为中国如何参与国际技术协议给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