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诚家书看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有关问题

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史料研究中共党史,可以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维度,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内涵。本文试以《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中有关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内容为实证加以说明。陈诚在这期间所写的家书,如实记录了他率部"剿共"的全过程,他在"围剿"过程中的思想动态,以及他对时局的反思。利用这些史料,可以弥补我们在根据地史研究方面的不足。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期间的错误──张国焘问题研究之三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期间的错误──张国焘问题研究之三马建离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期间的错误，是他在该苏区任职时所犯诸多错误中的一个主要方面。本文从五个方面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当敌人加紧部署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

周子昆在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战役中

周子昆在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战役中（江西）冯都周子昆，广西桂林人，在戎马倥偬、饮血沙场的革命战争年代，跟随朱德于１９２８年春奔赴井冈山。在“朱毛红军”里以战斗员、指挥员的身份，参加了向赣南闽西进军和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１９２９年底，红五军副军...

如何打赢A股的“第三次反围剿”

在过去一个季度,全球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波动,尽管对这次市场大幅波动的原因分析各异,但投资者情绪上的谨慎和恐惧已经开始蔓延。9月末的欧洲股市显得格外突出,嘉能可与大众成了熊市的"明星",前者在9月28日一天跌了近30%,导致全球能源股跟随大跌,29日一开盘,港股三桶油即跌幅超7%,港股一天跌幅超过3%。与此同时。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济原因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济原因任保秋长期以来史学界多数学者认为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李德军事指挥的失误、敌我力量的悬殊，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客观原因。笔者通过对中央苏区经济状况的考察、分析，认为除上述原因外，苏区经济在一次又一...

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斗争简况

第一次反“围剿”——时间:1930年12月底。我方指挥毛泽东、朱德,敌方指挥鲁涤平;我方兵力4万,敌方兵力10万;我方使用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战术,敌方使用分进合击战术。战况:红军歼敌一个半师19000余人,活捉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缴枪13000余支,

反“围剿”中的红三军团和彭德怀同志

(一)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战役中,红军与白军大的战斗有十五次,三军团就参加了十四次,在红军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九三〇年十月,蒋介石纠集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为了打破敌人的进攻,十一月初,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根据“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率领三军团东渡赣江,实行战略退却,于十二月一日到达宁都小布地区。十二月下旬。

桂枝香·反第三次“围剿”

东南列战，正早稻未熟，七月粮欠。炎日烘焦乌翼、烤枯鱼眼。蒋家狼虎三十万，又长驱、重来决剑!怒云回荡，惊涛汹涌，我军如旋。跃千里、毛师入赣。更息鼓兼程，偃旗机变。三万雄兵驰骋，不辞疲倦。

浅析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初期的战略转变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初期,留在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和红军,经历了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过程,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本文拟对这一战略转变过程中的有关重大决策问题作些剖析。一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着失败,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进行长征前夕,曾对中央苏区今后的斗争作了具体部署。在组织上,在中央苏区留下一部分党政军干部和主力红军第二十四师、十几个地方红军独立团以及其他地方群众武装,总人数约3至4万人。在苏区设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

遵义会议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战略转变的关键

遵义会议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战略转变的关键刘勉玉１９３５年１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人所共知的。本文拟从与红军长征相对应的另一个侧面，即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角度，阐述遵义会议的指导作用和伟大意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

(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从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以后,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坚持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底先后集中整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为止。这段时间,通常叫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当时,由于党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主力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月,即中央主力红军退出江西中央苏区3个半月后,江西革命根据地就全部被敌人侵占了。留守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约46000余人,其中伤员约3000人,分散坚守在赣粤边、闽赣边、闽西边、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边、闽北边、闽东边、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边、鄂豫皖边。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不得不率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长征,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就地坚持了3年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集中改编为新四军,成为反腐败斗抗战中的一支主力军。本书全面展示了这一波澜状阔的斗争场面,讴歌了一大批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和高尚情操,全书共16章,分别叙述了原中央苏区以及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

坚持实事求是 践行“三严三实”——鲍建安同志在2015年农发行党校秋季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2015年10月10日）经过总行党委组织部、总行党校的积极筹备,2015年党校秋季班今天开学了。我代表总行党委及总行党校,对参加本期班的学员表示热烈的欢迎!总行党委对干部培训工作高度重视,虽然目前全行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但董事长、行长指示要办好这期党校班,解董事长还委托我向全体学员表示问候,并表示在适当的时候上井冈山来看望大家。

周恩来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新“围剿”之机,周恩来和朱德据理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军事方针,但博古和李德却简单照搬苏联军事斗争经验,顽固坚持扩大苏区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轻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实践中总结的正确战略战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败,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中央“三人团”,负责筹划和准备工作,尽管周恩来与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上有分歧,却以极强的组织观念“相忍为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转移指示,周恩来负责或参与了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与粤军陈济棠谈判达成借道协议、组建第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确定红军主力集结地等诸多秘密准备工作,参与指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于都、组织部队抢渡湘江渡口等军事行动,指挥红军西征通过四道封锁线。

一篇可读性很强、意义重大的好文章

拜读了傅伯言、罗莹两位研究员合作撰写的《他们走出了绝对贫困的沼泽》一文（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１期），觉得是一篇可读性很强、意义重大的好文章。这篇论文的主要特点是：一、选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

周恩来与遵义会议

１９３５年１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顺利召开并取得圆满...

王稼祥与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错误在党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为由危局扭转为长征的胜利开辟了道路,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打开了。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关键。

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

纵观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总的来看，遵义会议前,中国革命发展十分曲折，经历过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两次大的失败。遵义会议后，发展比较顺利。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遵义会议后，我们党逐渐形成了一个正确的领导集体。考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对于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周围，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努力实现党的第二步奋斗目标，无疑是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