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自译作品中的变译现象——以《桂花蒸阿小悲秋》为例

自译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翻译,涉及到了翻译者和创作者的身份重叠。自译者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和创作空间,自译作品是译者创作生命的循环。基于接受美学理论中的读者接受论,张爱玲在自译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有意识地选择翻译策略,产生了大量的变译现象,译文虽不完全忠实原文,但顺应了目的语读者的交际需要。

对抗与合谋:论《桂花蒸阿小悲秋》女性叙事的分裂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关于女性主体的叙事是分裂的。叙事者运用自由间接引语以权威的姿态竭力建构女性的主体意义,而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丁阿小的叙事却不断地与男性秩序合谋,对前者进行挑战,使整个文本的叙事出现了裂痕。

张爱玲自译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以《桂花蒸·阿小悲秋》为个案

基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通过案例分析方式剖析张爱玲自译译者行为及《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自译效果。结果表明,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张爱玲自译偏“务实”,与“求真为本,务实为用”的译者普遍行为规律一致,具有较高的合理性。

《桂花蒸 阿小悲秋》的原型分析

本文采用原型分析的方法 ,通过对“暴雨”等意象的原型分析和人物行为的“细读” ,否定了作品“佣人劳碌”和“母性博爱”的题旨 ,认为这是一篇求爱不得的作品。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张爱玲《桂花蒸,阿小悲秋》自译与他译比较研究

本文立足译者主体性视角,基于汉英语料,运用文本分析工具,从受动性、主观能动性和为我性3个方面对《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自译作和他译作进行对比分析。文章认为,自译作言简意赅,自由洒脱,译者主观介入较为明显,译者主体性比较张扬;他译作忠实通顺,严谨完整,译者主观介入并不明显,译者主体性有所受制。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析张爱玲自译《桂花蒸·阿小悲秋》

张爱玲作为译者的身份日益得到学界的关注。她不仅翻译了不少美国文学著作,而且有不少自译作品,其自译风格也别具特色。文章从适应选择论视角出发,探讨张爱玲自译《桂花蒸·阿小悲秋》的翻译策略。

从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看张爱玲自译——以《桂花蒸·阿小悲秋》为例

基于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通过分析影响张爱玲自译行为的因素,研究其自译本所体现的翻译规范。研究发现张译本主要遵循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规范;研究同时发现译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目标语文化规范的制约,在自译过程中使用了删减、改译等不符合常规的翻译方法。译者考虑到其翻译目的、目标语读者的可接受性等因素,对其作品进行了创造性的翻译。

从语言顺应论看张爱玲自译策略——以《桂花蒸·阿小悲秋》英译为例

译者在翻译自己的作品时,会考虑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更会在翻译过程中顺应自身需要和交际需要。以《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英译为例,从语言顺应论角度分析张爱玲的自译行为:张爱玲在自译过程中考虑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目标语的文化语境以及目标语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接受习惯等,采取删减与改写等翻译策略,同时意译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的词语,从而使译文顺应目标语读者的需要,顺应目标语的文化语境以及交际语境,从而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双重生活 《桂花蒸 阿小悲秋》的多重解读

《桂花蒸阿小悲秋》是张爱玲1944年12月发表在《苦竹》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后经作者修改后收入1946年出版的《传奇》增订本,当下市面上流行的版本均以此修改版为准。在张爱玲的早期小说中,这篇小说较为罕见地以下层阶级为主角,聚焦在为上海洋人当女佣的苏州娘姨丁阿小身上。小说事无巨细地描写了丁阿小在主人家的作为:带儿子百顺赶电车、爬楼梯到主人家做工,和对家的阿妈攀谈,照顾孩子吃饭,在主人家接电话、做饭、洗衣服,和小姊妹秀琴聊天,与同乡的老妈妈、阿姐吃午饭,见久别的丈夫,读母亲的来信,八卦楼上新婚的夫妇,与雇主哥儿达周旋,观看楼下的少爷乘凉……

论《传奇》中的女性爱情悲剧

《传奇》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作家张爱玲在解放前唯一的一部小说集,是她“为上海人写了一部香港传奇”。《传奇》在1944年8月15日出版的时候,收入小说10篇:《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琉璃瓦》《心经》《年青的时候》《花凋》《封锁》。在1946年增订时,有新增《留情》《红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等。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都市边缘女性

张爱玲一直被贴上"小资情调"的标签,其实除了刻画都市里中产阶级男女生活之外,她很早就关注到了隐匿于都市书写中边缘女性的艰难命运和农村底层生活。她们以不同的身份从乡村走进城市,作为切断了旧有联系的都市新女性,在十里洋场尚未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席位,缺乏归属感,这些普通女性与传统文明和革命浪潮脱节,在各种压力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本文通过对《桂花蒸阿小悲秋》《郁金香》《小艾》中都市边缘女性的分析,力求还原张爱玲的创作视野,解读她的文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