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视界中的孟子及其对新民思想的影响——以《梁启超论孟子遗稿》为例

在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中,梁启超对孟子思想非常重视,其不仅著有《读〈孟子〉界说》等著述,还曾著有未刊稿《梁启超论孟子遗稿》。梁启超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运用佛教和西方哲学理论,对孟子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等进行了深刻剖析。某种程度上讲,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深受孟子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论以及立志、存养、扩充的道德修养论为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提供了传统文化资源和理论基础。当然,由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主要建构在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这一机械社会学理论之上,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深受孟子影响的梁启超新民思想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当代价值。

经世与启蒙:梁启超的孟子学

“经世”是梁启超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关怀。梁氏孟子学前期以宣传康有为大同思想为主旨,介绍和吸纳西方思想,以西方知识性内容取代传统道德评价标准;后期侧重国民教育,以西方教育主义重新审视传统思想中的知识与道德关系,在科学知识的时代大潮中凸显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与经世思潮的深刻互动中,梁氏思想“变”中有其“不变”,“不变”中又蕴含“常变”,在救国之切、爱国之真的烘托下其经世意识更加醒目。梁启超的思考对当下增强文化自信,继承并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梁启超对孟子人生哲学的阐释——关于梁启超的一篇重要遗稿《论孟子》

《论孟子》是梁启超的一篇重要遗稿。但自1983年公布以来,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其实,这是梁氏阐释孟子人生哲学的一篇长文。在此文中,梁氏建构了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修养体系。这一体系既有对人性问题的形上阐发,又有对修养功夫的具体展开。他阐释的主要目的是指导其子女具体修行,该文对于现代人提升道德修养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梁启超论孟子遗稿

梁启超论《孟子》遗稿,是尚未公开发表过的梁启超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康梁讨论会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前夕,我将此《遗稿》贡献给各位专家学者,期望在康梁研究上取得新成果。《遗稿》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四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上学,后来参加革命,又南下到湘北。1956年,母亲到武汉来看我,将这部梁启超论《孟子》遗稿交给我,说是父亲叫给我的,是梁启超的著作。由于我多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加以长期以来,学术界许多人对康梁持批判否定态度,我一直未翻阅也没有重视这部遗稿。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

评梁启超关于教育思想和人才学观点的重要遗稿

《学术研究》1983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梁启超论孟子的遗稿。这是一份从未发表过的梁氏手迹。据有关方面鉴定和知情者的分析,认为手迹是可靠的,估计是梁欧游回来或在此一段时间的作品。梁启超从1918年底出发到欧洲游历,1920年春天回国。后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和南开等大学的教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直到1929年1月去世。梁氏晚年政治上仍是趋向保守;但最后十年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的生涯中,他结合教学,编写出不少学术专著,对后学起到启迪的作用。梁氏这篇论《孟子》的遗稿,是讲孟子教育思想的专题论文。但梁氏此文,不仅是客观地介绍孟子的教育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对此作了引申和发挥。我读过这篇《遗稿》后,觉得内容相当丰富,反映出梁氏对人才学的重要看法,为我们研究梁氏晚年思想提供了可贵资料;同时对我们了解中国二十年代教育思潮的一个侧面,也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小说界革命与古典通俗小说文学典范

白话小说当然属文学之列,这在如今已是不言而喻的普遍观念,但却并非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由于文字与语言的分离,在古代中国,通俗小说之所以入不了文苑,通俗小说家既入不了儒林也算不得文人,基本的原因即在于通俗小说即白话小说属语言的艺术。

论戊戌时期的“排荀运动”

先秦儒家,经孔子删定《六经》而定型,孔子死后,遂亦分裂。据韩非记载:自孔子之死,儒分为八。迨至战国,孟、荀二家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两大流派。 孟、荀二人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治学方法不同,虽然他们都属于儒家,在政治上都主张结束春秋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统一,在思想上却有较大差异,如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孟子主张法先王,荀子主张法后王;孟子主张讲仁义,荀子主张隆礼;等等。因此,在后的荀子不仅骂子张、子夏、子游氏之儒为“贱儒”,而且对孟子乃至子思进行了猛烈抨击,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此种谬说流传,实“子思、孟轲之罪也。”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与孔学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虽然就整体而言是他本人的独立创作，但却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有所本的。特别是与孔学的大同太平之道有着明显的前后相承的渊源关系，带有浓厚的孔学色彩。《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说，给康有为以重要的思想启迪。康有为认为，孟子的性善说的根据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心推而广之即为“仁政”，故此心实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切根”、“一切源”，因此，“不忍人之心”成为他设计大同理想的逻辑起点。康有为还认为，人的本性是去苦求乐，“好进化而恶退化”，这是人道进化的原动力，有此原动力，人类社会就会自然遵循必由之路，循序渐进而至于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这是他坚信大同理想一定会实现的基本理由，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表达了人类诸多美好愿望，尽管它即使到了遥远的将来能否实现还是个未知数，但它自身所固有的价值却是永存的。

黄遵宪论小说

今见黄遵宪最早谈论小说的文字是他光绪三年(1877年)下半年到日本任驻日使馆参赞之后留下的。黄遵宪一到日本,就深切感受到蒸蒸日上的东瀛与江河日下的满清之间的巨大差异,为道德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所驱使,一直关心祖国命运。

论黄遵宪的日本观──以《日本杂事诗》为中心

黄遵宪是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第一人。本文论述了黄遵宪的日本观发展的三个阶段，又恰如其分地指出其矛盾之处，并着重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及自身知识心理结构等入手，探讨其日本观的成因，作者的立论大多以在日本新发现的资料为依据，时有独到的见解。

近代佛学思想家杨文会

杨文会是近代著名佛学家,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佛教的中兴之祖”。他的思想对晚清思想界有着重大影响,梁启超曾说:“晚清所谓新学家,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从《经雅》看戴震的治学方法

从《经雅》看戴震的治学方法胡锦贤《经雅》是清代大学者戴震考辨草木鸟兽虫鱼之名，而未定稿的一部专著。由于这部书稿，戴震现存著作中未曾提及，诸家亦未著录，书稿后又流落民间，致使两个多世纪以来，世不知有此作矣。《经雅》书稿是近代著名藏书家武昌徐恕于１９５９...

论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

“人治”与“法治”是我国春秋战国之际、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社会转变时期出现的两种政治观,它反映着两种不同侧重面与特色的治国方法。“人治”是儒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贤人的贤能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人(贤人)”与礼德“风教”,以仁政(王道)惠民为特征;“法治”是法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法律的威权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法”、“任罚”,以霸道刻民为特征。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以“人治”、“法治”概称儒法两家的政治观。尽管以此概称。

孟子的民本思想和平等倾向在晚清的凸显与局限

孟子突出的民本思想和平等倾向在晚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发扬。这主要表现在:(一)宋代《孟子》在入经过程中一度出现的尊孟疑孟的争论在晚清有复活的迹象。(二)孟子的民本思想和平等倾向在清末时常被发挥成为西方近代的民主理念和代议制度。尽管如此,孟学依附于孔教之下的地位没有变化,《孟子》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也没有变化。可见在儒家经典中《孟子》的确以其突出的民本和平等精神存在一定程度的游离倾向,但是孟子的思想总体上是与封建等级社会相适应的,而与近代的民主精神有实质差别,《孟子》无法真正作为从西方输入的民主思想和制度的本土性经典支持。我们应以子学精神而非传注精神来对待传统和经典。

梁启超的维新观与心学

心学对维新志士的影响,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救亡图存运动的日益高涨而增强。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维新运动的巨子康有为、梁启超等,无不以心学相标尚,呼唤人们投入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的运动。 在梁启超的论著中,很少有专门讲心学、孔学的文章;但他用心学的思想资料陶铸维新理论。

关于《孟子》的一场讨论

孟子，这位富有热情的儒者，一直令后人难忘。有人赞美他、崇拜他，有人非议他、抨击他，但是没有人敢轻视他的存在。仅观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浩然正气，千载之下，无法不让人对他深怀敬意。关于他的思想及其所产生的效用，或许用梁启超的一个比喻最为恰当：“孟子是药。”于是，公元2006年4月的某天，厦门大学中文系的一群年轻人在一起交流他们研读《孟子》的心得，目的就是为了探求疗治个人及社会疾患所需的良方。

大者梁启超

一个人如果已经离世百年千年，人们还会为他怀念，为他激动，为他不安，这个人当然不是平常之人。 孟子说，“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是指对心的保养，养其小是指对身体的保养。意思是说，一个注重品德修养的人是大人；一个只重视身体保养而忽视品德修养的人是小人。按照孟子的标准，说梁启超是大者，当之无愧。

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探索之路

梁思成热爱历史,起源于父亲梁启超对他的影响和培养。梁启超十分重视孩子们的传统文化学习,他担心孩子们在清华接受了西方文化,而丢了国学。于是他每在假期便为子女讲学,如《国学源流》《孟子》《墨子》《前清一代学术》等等。1923年,梁思成发生摩托车事故,不得不在协和医院休养,并推迟一年赴美留学。在这一年中,父亲建议他多读些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