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穷而后工”意涵再探

“穷而后工”作为古典诗学中的重要命题,学界对其理论文脉、思想渊源、学理依据、关联命题、后世接受、域外影响、作家个案等方面皆不乏析论,然却未及细致梳理《梅圣俞诗集序》文本的历史语境和该命题的原初意涵。从语义分析和知人论世的角度重新观照此命题,可掘发出其中潜隐的丰富内蕴。“穷”不仅关涉物质境遇,更指向政治仕途,其语义指涉的变化与欧梅二人的政治身份密切相关;“工”不仅指诗歌的技艺之高、言辞之好,更指思想意旨的风雅之正。梅尧臣“穷且工”形象的建构,不仅与其自身的诗歌书写有关,亦有赖欧阳修的一再置评。

《中古应制诗的双重观照》序

唐代韩愈有言：＂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宋人欧阳修进一步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并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其所作诗＂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韩、欧两人都是大文豪，都强调诗人身世、际遇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重视悲愁忧愤之于诗歌感染力的提升，

逆境中的放达与超逸——品味苏轼诗词中的文化性格

19世纪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给他一个诗人朋友的妻子写信说:“自从你给了他幸福,他就很少歌唱了,诗人是苦恼的夜莺,折磨他吧!让我们再谛听他那苦恼而甜美的歌声。”诚然,自古至今,诗人们若荆棘鸟,执着的寻找着荆棘树,最终一头扎在最美丽的一株上,唱出最凄婉动人的歌声。翻开中学生的语文课本,即可印证。穷困潦倒之杜甫,呕心沥血之李贺,葬身汨罗江之屈原,政治失意之王安石,亡夫亡国之李清照……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中云:“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

论欧阳修《六一诗话》的诗学内涵

欧公《六一诗话》的诗歌评论对象主要是唐代及当代诗人。在具体评论中,表现了一些重要的文论主张。首先,在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关系上,提出了＂穷而后工＂的理论。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曾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

论诗歌创作中“穷苦”与“欢愉”之说

“诗穷而后工”，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中一个非常传统的观点。从发端于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申述他受官刑的奇耻大辱后，决心“发惯著书”起，到唐代韩愈倡导“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荆潭唱和诗序》）之说，宋代欧阳修则更进一步发挥到极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这些立论提示出我国封建社会的一条诗歌创作规律，即：作者愈接近底层民众，愈能反映民众的呼声，作者自身遭受的苦难愈大，义愤愈深，那么，在作品里对现实的抨击愈深刻锐利，作品愈伟大。

文言文阅读训练(Ⅰ)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口!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奋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