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陈玉之《楚词笺注》

李陈玉《楚词笺注》"自叙"所表达的主要意图是褒"笺"贬"注"。此书褒"笺",重视对作品进行层次分析,值得肯定,但其理论上矫枉过正,实践也并非成功。李氏贬"注",且书中有些"注"确也过于随意、偏激,但不少"注"独创一说,难能可贵。

清初屈骚传统的发扬:以《楚辞听直》《楚词笺注》为中心

清初经历易代鼎革,异族入主中原,与屈骚共情并为我所用,成为文坛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黄文焕《楚辞听直》、李陈玉《楚词笺注》成书于顺治朝,得风气之先,具有承前启后之功。两书借由阐发楚辞弘义,重在抒发自我家国败亡、壮志难酬之悲情,“自抒其无韵之《骚》”;通过篇目设计及各篇反复论辩,提高“忠”之首要地位,塑造、强化屈原忧国忧君、忠贞不贰的典型形象,以此实现与屈原精神的跨时空交流,期冀解脱现实困境。方法论层面,两书重视发挥论辩色彩,着重阐发大义,不重训诂。由此对清初文学创作尤其是辞赋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

李陈玉《楚词笺注》工作底本考

文章从明代人对《楚辞集注》的认知、《楚辞集注》的流布情况、《楚词笺注》的解题、笺注文字等若干方面,对李陈玉《楚词笺注》的工作底本进行了探讨,得出了朱熹《楚辞集注》为其底本的结论。

“楚辞”“楚词”之释义及其关联与差异

不同历史时期,“楚辞”“楚词”称谓不分,长期混淆。分析“楚辞”“楚词”之释义与流变可知其产生的关联与差异:二者从内容上说,具有一致性,即同质异名;从形式上说,古人“辞”“词”通用,汉代文体之辩以及王逸《楚辞章句》的问世,皆为二者命名各异的原因。

李陈玉的遗民情结与骚愁表达

文化的脉搏连着民族的心脏,明代遗民的楚辞文化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坚持正义、勇于抗争的民族精神。明亡之后,作为一个有气节的知识分子,李陈玉怀着对故国的留恋和思念,曾有过激烈的武力反抗,也有过遁迹山林的隐居生活,还有过借人之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注《骚》经历,是一位典型的遗民《楚辞》学者。李氏的遗民身份,李氏的资质禀赋,以及他在前明王朝的政绩、理政观念和青云路断的仕履经历,尤其是甲申之变带给他山崩地裂的刺激,使得他先是选择了暴力反抗,又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终而选择了笺注《楚词》进行遗民的骚愁表达。

“辞”非文体论——与禇斌杰先生商榷

《楚辞》,即"楚人语词"。"辞",不是文体名。当今学术界认为"辞"是文体之名,此说不能成立。《楚辞》与《楚词》并举,"辞赋"与"词赋"并称,"辞人"与"词人"同用。词、辤、辭(后二字今简作"辞")本义不同,但是三字古音相同,可以通假。本文考察了两汉至盛唐11种主要文献,论证了作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