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楚辞章句》的“楚辞”思想

王逸眼中的楚辞,与今天的普遍认知差距较大。他认为楚辞“依托《五经》以立义”,有着与《五经》同样的性质。因此,王逸在注释《楚辞》时,采用经学“章句”的体例,以揭示《楚辞》的“讽谏”“教化”意义为其思想核心。一言以蔽之,王逸持守的是有汉以来“诗言志”的思想传统。王逸“楚辞”思想中展露的一些理论新意——如重情、重兴,也都未能脱出“诗言志”的思想框架,都需要纳入汉代诗学思想史中去看待。

论王逸《楚辞章句》的阐释思维

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其开辟的《楚辞》阐释思维极大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楚辞》注释著作,对其进行研究是颇具学术价值的。王逸《楚辞章句》的阐释思维概括来讲是借用汉代人解释《诗经》的思维方式解释《楚辞》,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王逸确立了中国古代《楚辞》阐释的基本路径。这是将《楚辞》学纳入《诗经》学系统的重要一步,也是《楚辞》获得和《诗经》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重要一步。具体来讲,王逸阐释《楚辞》的思维方式可分为两类,即比兴说与本事说。

王逸《楚辞章句》篇次新探

今日《楚辞》篇次所见之系统主要有《楚辞释文》本及今本《楚辞章句》本两种。比较而言,《楚辞释文》本近古,但也非原貌。其中主要表现在《天问》的篇次归属上,根据《楚辞释文》本及今本《楚辞章句》本,《天问》篇次皆居于《九章》等前。但根据《楚辞》文本及王逸今本《楚辞章句》之内证,可以证明在王逸《楚辞章句》古本中《九章》等篇次当在《天问》之前。而据此在《楚辞释文》古本基础上重新厘定的新的《楚辞章句》古本篇次较之《楚辞释文》本与今本《楚辞章句》本都要显得更合理一些。

《楚辞章句》的屈子形象和游仙模式

王逸《楚辞章句》收录了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和王逸的《九思》共七篇汉人的楚辞作品。由于它们都是祖述屈原作品的模拟之作,历来的研究者评价多不高,朱熹甚至以无病呻吟而大加砍削。但如果从游仙文学描写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注意到,除《招隐士》外,这些作品大都铺描了众多的游仙幻境情节,它们既发展了《离骚》的登天神游境界,也不同于《远游》

王逸《楚辞章句·天问》的阐释特点

通过对《楚辞章句.天问》的研究分析,我们发现王逸对《天问》的阐释很有特色:王逸重视现实政治对作者创作的感发作用,并由时代背景切入作品的内部研究,以追寻作者创作的动机和文本的本义;他认为作者创作作品是为了抒发个人情感;为了准确探寻作者的本意,王逸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读者自身的偏见,尽力客观地解释作品,而且也注意到了文本的文学特征。

以《诗》释《骚》——论王逸《楚辞章句》注释方式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在注释时采取了以《诗》释《骚》的方式,用两汉诗经学的解释方法来解释《楚辞》。这种依《诗》取兴的方法影响甚远,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学术从东汉末至魏晋的转变,在楚辞学史及文学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模拟中的解释:论《楚辞章句》中的汉代拟作

《楚辞章句》中收录了许多汉人模拟屈骚的作品,这些拟作在艺术水准上与屈骚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楚辞章句》的编纂者将它们收入,符合汉代经学的编纂体例。更重要的是,这些拟作体现了汉人对屈骚的理解,其中一批作品将屈原塑造成为正道直行、眷恋故国的道德楷模,这批作品大致在西汉中后期被结集,流传至东汉,王逸对其进行了修订增扩,最终形成了《楚辞章句》这部楚辞学最重要的选本。这个选本广泛流传,它的阐释倾向抑制了对屈骚的其他理解,深刻影响了从汉代至今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基本认知,并最终完成屈原和楚辞的经典化塑造。

《楚辞章句》重言词训释要例阐微

《楚辞章旬》是成书于东汉时期的一部重要训诂著作,其对《楚辞》中的大量重言词进行解释时注意运用义训法的多种体例随文揭示语词的意义,不为前人的注释材料所制约:同时注意运用各种训诂术语,使释义方式日臻完美,成绩卓著,为后世训诂学家所仿效。认识其重言词训释的状况,既有利于今人正确理解《楚辞》的语句,也可从中汲取研究和训释重言词的经验。

唐五代佛典音义引《楚辞章句》校勘举例

服务音义的需要,唐五代佛典音义征引《楚辞章句》凡655例,其征引形式有三:(1)单引正文;(2)单引注文;(3)正文+注文。其征引目的是释义和辨字,而以释义为主。比较今本,其中存在讹、脱、倒等种种文字问题。梳理这些材料对五家音义引书研究和《楚辞章句》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论王逸《楚辞章句》对屈骚的审美批评

汉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受经学思想的浸染,王逸的《楚辞章句》也遵循经学的思维模式,采取依经而论的话语方式,具有为政治服务的品格。然而汉代文学走向自觉的发展趋势,也促使王逸在对屈骚的注释与品评中,不仅承继刘安、司马迁,阐扬屈原"发愤抒情"思想,而且更是刻意褒扬屈原的个体性情,并对屈骚的艺术特征给予全面的审美阐释,为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在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王逸《楚辞章句·渔父》校记

本文以汲古阁原本《楚辞补注》为底本 ,参以笔者所见其余六种版本 ,对《渔父》一篇的王逸注解详加校勘 ,列其同异 ,定其得失 。

《楚辞章句》前十五卷的前序刘向作驳议

林维纯先生“今存于《楚辞章句》1— 1 5卷的前序 ,最有可能出于西汉后期宗室大臣刘向之手”的新说断然不能成立 ;《隋书·经籍志》集部《楚辞》类小序的“(王逸 )并叙而注之”与《文选集注·离骚经小序》集注者的“此序及《九歌》《九章》等序并王逸所作”说毫无疑义 ,即《楚辞章句》1

从《楚辞章句》看王逸的文学本质观

《楚辞章句》在注解《楚辞》的过程中体现了王逸本人的一些思想,其中关于文学本质的观点尤为突出和鲜明。具体来说,王逸的文学本质观包括:文学的本质在于"言志"、"述志";"志"中含有"情"的成分;"舒泻忧思"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楚辞章句》中提到的"情"大都指一己感情,只要内心的感情激荡欲出,就可以形诸文字。而且王逸指出,感情可以尽情地抒发,甚至到了呼天抢地不能自已的程度也无关紧要。只要感情抒发得足够动人,足够悲,就是好文。这就超越了汉代《毛诗大序》所规定的"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的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楚辞章句》被动式及句法特点考察

东汉时期是古汉语发生重要演变的过渡时期,该时期涌现出的丰富注释接近当时口语,是研究东汉汉语的重要语料。以东汉时期王逸的《楚辞章句》为语料,对其被动式进行穷尽性调查和分析,便于以点窥面地观察并总结东汉时期被动式的分布和使用特点,进而为掌握被动式的系统性和历时演变提供基础材料。通过考察发现东汉时期大量使用“为A所V”式,其次是“见”字式,该时期“被”字被动式有所发展,基本反映了东汉时期汉语被动式的特点。

王逸《楚辞章句》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因革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其实由三个方面构成:第一,"著书"能抒发忧愤,忧愤之情同样也体现于著述之中;第二,"著书"虽属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之举,但这种在不幸遭遇和愤懑之情激发之下创作的作品能够流传后世,引起后世的认同和共鸣,亦能不朽;第三,不幸遭遇和坎坷经历更能激发"有所作为的发奋",成为完成伟大作品的客观动力。王逸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既有继承,又有所革新。他所理解的"愤"与司马迁不同,同时又缩小了"发愤著书"说的内涵,也缺少司马迁那种批判时政的勇气。

《楚辞章句》声训研究

《楚辞章句》是汉代重要的训诂著作之一,汉代是声训发达的时期,从声训用语、字形关系、语音学关系、语义学关系及其作用等方面探讨《楚辞章句》的声训用例,有助于深化对声训的认识。

《楚辞章句》语词训释理据及据文释义方法考

在《楚辞》学史上,王逸《楚辞章句》以其流传最古、影响至深而为学界重视。该书的最大亮点之一,在于对于《楚辞》大量语词准确到位的训释,为后世学者所肯定。这一成就及其荣耀的获得,与王逸自身对语词训释理据的把握,以及据文训释方法的采用等治学理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王逸“所作《楚辞章句》只有十一卷”说辨证——兼论《七谏》“以下五篇”亦王逸注无疑

《后汉书》说王逸“著《楚辞章句》行于世”而不及篇数,乃通则;“象牙书签”说王逸“著《楚辞章句》及诔、书、杂文二十一篇”,其数不含前者;《辨骚》“自《九怀》已下”,包括《九怀》。“六朝时期所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应为‘十一卷’本(即十一篇)”与“《七谏章句》以下五篇的《章句》早在魏晋六朝业已存在”二说,均缘说者对相关文献解读未得其当所致。王逸“所作《楚辞章句》只有十一卷”与王逸未注《七谏》“以下五篇”二说,均不能成立。《隋志》著录的“《楚辞》十二卷”“并目录。后汉校书郎王逸注”者,篇数与卷数非一。

《楚辞章句·九歌·湘君》评析

《湘君》是《九歌》中的名篇。东汉王逸把它注释成祭祀湘水配偶神的歌辞,完全丧失原意,历代因之,影响极深。本文根据先秦文献一字一词一义考证法,将《九歌》原意破译出来了,它是楚国顷襄王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黔中郡军民汇合力量一致抗秦的历史文献。《湘君》只是这篇历史文献中的一段抗秦事迹。

《楚辞章句》校证(三十四则)

利用《楚辞》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通行的《楚辞补注》以外的《楚辞》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补注》中所见王逸《楚辞章句》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合理性的勘正,从而有助于《章句》的进一步校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