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疑释惑 考论结合——褚斌杰新著《楚辞要论》品读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褚斌杰先生，以其对楚辞学半个多世纪持之以恒求索不止的满腔热忱，又一次向人们奉献了楚辞学研究新著《楚辞要论》(以下简称《要论》)。其可圈可点处甚多，但笔者以为主要有三点。

“屈原赋二十五篇”到刘向《楚辞》成书的“聚合之势”考论——兼说今本《楚辞》篇次的来源之二

从屈原《离骚》化用自己《抽思》《涉江》《天问》《远游》《思美人》《惜往日》诸篇,以及宋玉、贾谊、司马迁、东方朔或化用或论及屈作分别达今存七卷中之五卷、六卷、四卷、五卷等情况看,一个共25篇的“屈原集”很可能早已存在,甚至就是屈原自己所编。再从司马迁《屈原列传》、东方朔《七谏》看,今存《楚辞》中宋玉等人的拟屈之作也已围绕着屈原及其作品形成了一个“关系网”。因此,刘向编《楚辞》应是基于这样一个“屈原集”加“关系网”,合并、落实、调适而成的。就其“调适”而言,他主要受了司马迁影响,一是依循“时间”标准排列篇次,二是依据“悲其志”主旨进行再选拔;此外,他还引入了“代屈原设言”的写作标准。

2020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2020年,屈原及楚辞研究持续推进。其研究主要涉及屈原研究、楚辞作品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屈原与楚辞作品传播与接受研究、宋玉研究等几个方面,成果丰富,创见颇多。

建构现代学术与重勘中华文明——20世纪以来《楚辞》神话研究概述及反思

有别于传统经史范式,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建立是《楚辞》神话研究的基本前提。在异质文化冲击和现代学术建构的驱力下,20世纪以来的《楚辞》神话研究成为时人理解中华文化、重勘中华文明的途径。20世纪前期形成的四条基本路径影响至今:诉诸信史的实证研究、文学艺术的系统研究、跨文明比较研究、人类学和民族学阐释。经20世纪中期过渡,80年代以来的《楚辞》神话研究走向繁荣和学科自觉。同时,随着中国神话学界的前沿反思与范式推进,《楚辞》神话与中国文明起源特征、早期经典形成、早期中国思想史等问题成为学界热点。新的学术视野和新的学术使命都昭示着,《楚辞》神话研究必将继续参与到更深入更宽阔的当代学术发展中。

楚地家园的建构、回望与寻找——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楚辞》研究

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楚辞》研究旨在以生态维度审视楚地人民的美好生存与诗意栖居。“家园”是人与自然万物共生的根基与依托,而《楚辞》通过“回望”的独特视角探寻“家园”的本源意义;通过独特的“返乡”场域探寻“家园”的情感意义;通过“招魂”的独特美学特性探索“家园”的生存意义。在建构、回望与寻找家园的书写中,既有求觅大地、家园与家国的现实意义,更有精神层面的寻觅与救赎。本文拟基于楚地独特的文化生态与文化风貌,深入剖析《楚辞》在建构、回望与寻找家园书写中的独特理解与表达。

《楚辞》中植物文化内涵及其在荆楚景观中的应用——以荆州古城环城湿地公园为例

本研究围绕《楚辞》中所蕴含的植物文化内涵展开论述,综合运用文献解析与实地调研法,剖析植物文化特质并透视其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旨在将《楚辞》中所倡导的“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理念融入现代景观设计之中。

经典重构:文献学视阈下的宋代楚辞学转型及影响

随着刘向编辑《楚辞》成书及王逸《楚辞章句》的盛行,“楚辞”在汉宋间的篇目与概念基本被《楚辞》限定。而宋代楚辞学则发生了文本(文献)层面的转型,晁补之、朱熹等突破了旧本的思维限定,在更易“楚辞”篇目的同时重塑了“楚辞”概念,还积极拓展了楚辞文献的范畴,实质上完成了一次对“楚辞”的重新构建。宋代楚辞学表现出的文本革新思想,直接促进了元明清时期楚辞学多元化面貌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现代楚辞学的发展。

论《楚辞》神话对夏商神话的接受与重构

《楚辞》神话是镶嵌于楚文化苍穹中的一颗璀璨明星,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价值取向,它不仅保存着楚人最初的民族记忆和文化特质,还呈现出南北文化同构相拟和彼此交融的特征。从《楚辞》中保存的具有神话学意义的六十余位神灵形象来看,这些神话故事大都取材于上古时期的黄河流域诸国,尤其是夏商时期广泛流传的神话传说或灵怪故事,为《楚辞》神话提供了最为原始的材料。从民族志视阈而言,楚地主流文化与夏商文化密不可分,楚文化创造性地保存了儒家思想洗礼前的夏商原始巫文化,《楚辞》神话所记录、书写或改造过的夏商神话传说,便以原始神话、活态神话以及变形神话等多种形式烙印于楚人的心灵深处,并在楚地巫风淫祀的浸润下进一步发扬光大。因此,《楚辞》神话接受并重构了夏商神话传说。

鲍照的文学创作对《楚辞》的承变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诗歌的滥觞,《楚辞》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艺术特色以及作品中所蕴涵的卓越的人格力量和深沉悲壮的情怀深深影响了鲍照的文学创作。鲍照对《楚辞》的承变也是多方面的,在遣词造句、使事用典以及思想精神文化特质的承变过程中融入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许渊冲“三美论”在《楚辞》英译本中的应用评析

许渊冲的“三美论”具有中国特色。本文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评析许渊冲在《楚辞》英译本中对“三美论”的具体应用,分析“三美论”的内涵、外延和不足之处,为诗歌翻译及诗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从《楚辞》看楚国服饰

近年来,《楚辞》中的服饰文化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它是楚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楚文化的研究有着极高的价值和意义。以楚国服饰文化为研究对象,探究先秦楚人精神面貌与审美特征。《楚辞》是楚人自由浪漫特性的物质载体,将考古学、设计学相结合,通过分析《楚辞》中的服饰形制、色彩纹样、面料、配饰以探究楚国服饰的特征,再结合出土实物与文献了解了楚国服饰的绚丽多彩多是与楚地的地理环境、道家美学思想的浸润有关。

论《楚辞》中荷意象的民俗意蕴

屈原是楚辞体体制的开创者,原始氏族社会的自然崇拜以及长期的楚地生活使他的作品涉及大量的自然折射与文化传承,同时也使《楚辞》中的自然景观与楚地的民俗风情有着天然的联系。但翻阅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只有较少学者在民俗学视阈下对其进行解读,且大多致力于某一篇或某一种民俗事项的研究。以“荷”意象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民俗学角度探寻《楚辞》中香草意象对楚人服饰、建筑等物质生活以及婚恋习俗和巫祭活动等精神生活的映射可知,楚地地理环境以及天人合一、自然崇拜等原始精神在楚文化中得到充分发挥,并深刻影响着楚人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楚辞》研究做了补充,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王逸注《楚辞》“飘风”“云霓”为“小人”辨正

王逸在注《楚辞》中提出“飘风云霓,以言小人”的理论标准,其典型性、普遍性的论述影响了后代诸多论家。王注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和政治文化目的,导致注《骚》时牵强附会、穿凿之甚,产生诸多问题。南宋朱熹于《楚辞集注》中指出王注存在问题,但未将屈骚“飘风”“云霓”全貌阐释出来。回观屈骚“飘风”“云霓”的真意,需要回到二者产生的文化语境——《诗经》《老子》等先秦典籍中,方能明晰二者从屈子到王注,再到朱注意涵的演变过程。

朱熹《楚辞》学略说

《楚辞》最早的本子为西汉刘向所辑,共十六卷。后经东汉王逸的增订注释,就成了《楚辞章句》十七卷,这是北宋之前唯一的《楚辞》传本。到了北宋,晁补之认为王逸所作的《九思》“视向以前所作相阔矣”,从而删去《九思》一篇,编成《重定楚辞》十六卷。同时,他又把历代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受屈原影响较大的作品编成《续楚辞》二十卷和《变离骚》二十卷。这三种书后来都失传了,现在已无从窥其全貌。南北宋之际,洪兴祖对王逸注本加以疏通证明,成《楚辞补注》十七卷。洪氏补注虽然间有新义,但总的说来,还未能对王注有重要突破,楚辞研究仍然停留在汉人学术的范围之内。直到朱熹的《楚辞集注》(包括《楚辞辩证》、《楚辞后语》)一书编成,才使楚辞研究出现了全新的局面,完成了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

霍克思的翻译思想及其经典译作的生成——以《楚辞》英译全本为例

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思(1923—2009)的《楚辞》英译全本虽然是其最早的一部汉译英作品,但自问世以来即成为中国典籍外译的典范之作,至今半个多世纪中外学界研究《楚辞》均无法绕过此本。论文从霍克思对前人译文的评判及翻译期间撰写的书评文章透视译者的翻译思想,从详实的一手资料出发勾勒译本在海外的接受概貌,明晰霍克思英译全本在《楚辞》外译史上的经典地位,探究经典译作生成的根本促因。

楚辞研究专题

明代以来时有学者疑《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以为篇首作“屈原既放”，不合古人自称不称字之习俗，其中叙事也有同当时历史不合之处。其实《史记》中“屈原者名平”，“名”乃“字”之误；屈原名原字平，南北朝以前人以至唐代一些人尚如此认识。此两篇也非顷襄王朝放于江南所作，而是怀王时被放汉北时所作。如此，则一些疑窦均可消除。至于有的学者以为此两篇中表现了道家思想，乃未能弄清文意所致，不可信。

论《楚辞·远游》文本的组成

围绕《楚辞·远游》作者是否为屈原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近年来出土大量楚地竹书,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材料。竹书篇卷体例中的"附益"现象对《远游》文本的解释具有启发意义。《楚辞·远游》以文中"重曰"二字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淮南王刘安原作《远游》,下部为扬雄《广骚》,为扬雄早年模拟《离骚》《大人赋》而成的集句式的"百衲体",不是很成功的作品,但因为被附益在《远游》之下,因而使《远游》充满了争议。这些史料线索原本在"扬雄自序"(即《汉书·扬雄传》)中有明确说明,但后人囿于《远游》为屈原所作的成见,往往意气用事,对既有史料视而不见并曲为之说。《远游》与《广骚》分别对中国诗歌的游仙诗与玄言诗产生很大影响,占有很高地位。

闻一多与《楚辞校补》及其他

1938年至1946年,闻一多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8年岁月,是其学术成就的巅峰阶段和斗士生活的辉煌终极。在战时昆明的动荡环境和清贫生活中,闻一多以乐观心态和刻苦努力,潜心治学,取得卓越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代表作《楚辞校补》被学术界公认为抗战时期国学研究领域的一大力作,提高了一个时代的《楚辞》研究的水平。他全身心地投入《楚辞》研究的诸多轶事,为后辈学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和影响。

方法与视角:对姜亮夫《楚辞》研究的一种审视

作为楚辞研究大家 ,姜亮夫先生的楚辞研究以讲求方法而著称。他提倡用综合方法研究楚辞 ,并形成了求异的“南方视角” ,对二十世纪的楚辞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许渊冲《楚辞》英译的“三美论”

许渊冲以展现《楚辞》的艺术价值以及传播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为翻译目的,更加注重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他采用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在灵活变通中尽量发挥译语优势,使译诗既能传达原诗的精神风貌又符合英语的行文规范。许译《楚辞》传情达意,音韵和谐,形式工整,简洁流畅,使人感心、感耳、感目,其中渗透的"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体现了西方文化的求真精神以及中国文化的求美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翻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