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另一种组织——《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译后

这本书是波斯纳比较早出版的一本著作，据2000年的一个有关法学引证率的研究，是到目前为止他的著作中为人们引证最多的一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其重要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叙事——以社会正义为考察视角

一个理想的文明形态代表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文明发展方向的期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这一文明形态必将首先以一个高度协调发展的社会经济形态加以表征。新时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可以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向度加以叙述,这就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对旧文明形态非正义的超越中,构成了对上述四个向度的正义彰显。这四个向度的正义彰显形塑出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未来发展前景,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孕育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场语境。

劳动正义语境下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劳动形态已从传统的物质性劳动跃迁至数字劳动阶段。然而,数字劳动不仅未能实现人类劳动的自由解放,反而在数字资本的裹挟下成为资本粉饰太平的权力布展工具,致使数字劳动者深陷于数字生产资料的丧失、数字劳动的生命控制、数字劳动财富分配失衡等正义困境之中。对此,要激活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内蕴的叙事力量,从私有制和劳动异化的角度对数字劳动的“非正义”进行历史解构,揭示数字劳动的非正义实质。同时在制度上推进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化、在分配上提倡数字劳动财富共享、从现实中构建和谐的数字劳动关系,进而重构数字化时代的劳动正义原则。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探究

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一部严格的经济学著作,但深入研究其实质,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到马克思的劳动正义思想。在《手稿》中,马克思从现实的生产关系和劳动出发,运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走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批判了资本所有权和劳动异化现象,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表面上的平等和实质的不平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性。同时,马克思阐述了超越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对我们当代认识劳动正义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担保型以物抵债的界定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所采取的“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后”之标准无法清楚界定担保型以物抵债。界定担保型以物抵债的意义在于准确适用流担保禁止规则,无法清楚界定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流担保禁止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存在认识偏差。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来看,流担保禁止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应当是避免债务人因过度自信和盲目乐观而受损。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对以物抵债协议进行再类型化:若债务人最终给付内容不是由其的履行能力决定,或债务人最终给付内容的不确定不会对其造成损失,则以物抵债协议不需要被限制;在其他情况下,有必要对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予以限制。若当事人存在担保的意思,则应通过流担保禁止规则限制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否则就适用违约金酌减规则。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理论探源——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考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方面,说明人与自然是共生共荣、互为感性对象的生命共同体;另一方面,说明人与自然是交互影响的利益共同体。资本逻辑是破坏和割裂这种整体性的感性对象性交互关系的罪魁祸首,只有根除资本逻辑,实现社会重构,才能彻底解决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状态问题,进而从社会历史范畴为解决人与自然问题、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路径,即在人与自然这个生命共同体之中彰显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实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和解。

气候正义的政治经济学论析

气候正义反映人类对气候治理主体间根本性的价值规范和道义准则的自觉反思与价值愿景。气候正义问题主要表现为气候禀赋的先天不平衡、碳排放量的阶段性差异、气候代价的隐蔽性转移以及气候援助的实质性缺失。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气候正义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与现实内在关联,由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以及资本权力对全球气候资源的盘剥与破坏,加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气候治理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造成了气候正义问题频发。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积极参与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加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推动全球气候环境共建共享,构建气候治理的新局面,为解决全球气候正义问题展现中国态度、贡献中国方案。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马克思正义观思想——评《政治经济学语境下的马克思正义观研究》

恩格斯曾指出:“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判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显然,政治经济学是研究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理论语境,也应当成为推进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理论自觉。在马克思看来,正义不是基于抽象平等的绝对法权,而是由相应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现实,正义不仅关乎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也体现于人类个性自由的充分实现。

司法正义的区差规律——基于量刑地区差异的Blinder-Oaxaca分解

司法正义是一个兼具普遍正义和差序正义的复合体。司法正义的普遍性源自法治统一原则的内在规定性,而司法正义的差序性则属于区域发展差序结构之产物。以刑事司法为例,基于量刑地区差异的Blinder-Oaxaca分解,可以客观地呈现司法正义的区差规律:法定因素是导致量刑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罪行严重程度越高的地区,其量刑结果越重;非法定因素即法官的自由裁量对量刑地区差异的影响是有限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深刻影响法官的个案认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法官对相同犯罪数额危害程度的认定越宽松。为此,有必要建立裁判辅助系统,根据地区经济指标对犯罪数额进行折算,引入量刑地区差异的监测模型,并且强化裁判文书的撰写规范,以确保将正义区差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与资本主义社会正义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哲学解读

从表面上看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然而,在实质上却隐含、表征着马克思的政治及哲学立场和视域。在《手稿》中,马克思从"社会个人"出发,即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出发,将政治哲学批判寓于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中,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的自由与平等,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一种剥削制度的不正义性。《手稿》中体现出来的"批判正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回应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颠覆"与重构,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司法》研究的新视角——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提炼

我国的企业公司法立法从1956年开始,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实践一直在进行修订,其目的在于在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增强市场竞争力,但目前来说仍未达到立法者的预期目标。主要从法律经济学的基点入手研究、总结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公司法制度改革中的应用态势,并考虑到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将在公司法的改革中继续深化和进一步升华的问题,使公司法在制度设计中达到协调交易成本最小化而使经济收益最大化,使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更加具有活力和市场竞争力。

共享发展的制度属性及现实启示——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经济正义观的分析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经济正义思想。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抽象正义观和资本主义经济非正义性的批判,进而提出实现经济正义的有效路径,即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提出了共享发展的理念,这一理念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扬弃和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升华,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人民性、全面性和过程性特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经济正义思想启示我们,在实现共享发展过程中,应以实践为基础,坚定走共享发展道路;以民生为本位,有效引导驾驭资本;以制度为保障,健全各方面体制机制;以人民为主体,在共建中实现共享;以共富为引领,渐进推动共享发展。

构建正义的法经济学体系——以正义与效率的一般关系为视角

法经济学产生以来,一直被批判无视正义而偏重效率。确定正义与效率之间的恰当联系是法经济学走出批判的有效路径。正义与效率之间的"联结点"锁定在"正义的实现维度"上,即以效率作为正义的实现维度。一方面,在一般性理论研究中把握二者兼顾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在具体制度的经济分析中,确定满足二者之间"联结点"要求的具体条件。

司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进展

司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崭新分支,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到法律及司法体系,研究经济社会中的不公平交易进而揭露其背后的隐藏行为。司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直接观察法、衡量对比法、激励因素分析法、模型分析法等。作为阻止不公平交易的"战士",司法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

从法经济学的新视野审视效率价值——兼论效率与正义的辩证统一关系

法经济学的发展使法律制度的经济逻辑日益彰显,效率概念逐步跻身于法的价值体系。本文对效率作为法的基本价值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并阐述效率与传统价值正义之间具有辩证统一关系。

司法效率理念的法经济学思考

司法效率是现代司法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立足司法公正的大背景,从法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对司法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提出在司法活动中要尽量减少司法成本的支出来获取尽可能多的司法收益,以期符合法的目的和精神,并从社会分工、司法管理、观念更新等方面提出了影响司法效率理念运行的各种因素。

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中的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

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马克思超越了政治理性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方法,将正义的“价值”评判纳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事实”的考察之中,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批判。马克思正义观的这一方法论基础决定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规范性不是抽象的“形式”规范,而是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总体”规范。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理论形态不是超然于生产方式之外的“自然正义”,而是在变革生产方式过程中将正义的价值理想内化于社会现实的“社会正义”。

公司法律制度的源泉问题研究——从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社会学的视角分析

对制度的分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经济学角度的分析,另一种是从社会学角度的分析。关于制度是怎样生成的的问题,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两个看法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前者关注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的人的良心和善对制度生成的作用,而后者关注个人追求自己利益行为的结果,不太强调人的良心和善对制度生成的作用。人认知这种行为并赋予某种意义才产生制度,而这种人的认知是受到社会规范或另一制度的影响的,因而制度的源泉为社会规范。公司法制度的价值也是根据社会规范性的不同而不同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

历史唯物主义能否容涵正义,这是当前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焦点问题。解答这一问题,既不能局限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正义,也不能局限在基于正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而应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重新阐释正义的规范性。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限度的总体性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正义是对资产阶级正义观念的事实与价值二分原则的辩证重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资本与正义辩证关系的剖析,不仅体现了马克思正义观蕴含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理论高度,更开创了在资本批判中重构正义规范性的研究进路。马克思从资本逻辑内部揭示资产阶级正义观念的限度,实现了正义论域和正义形态的双重变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正义问题的重构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内含着审视正义问题的新视野。事实与价值二分法所呈现的正义问题有其产生的深刻历史背景,这种二分法不仅构成了古典正义与自由主义正义分析的基本前提,也从侧面表征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所产生的伦理道德危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从整体上对社会的规范正义进行批判和反思,《资本论》中关于劳动二重性的分析不仅从“是”的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交易的形式正义何以产生,也从“应当”的角度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不正义性。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综合了正义问题的事实与价值二分,将正义问题的理论形式和法权形式转化并重构为社会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历史趋势性问题,进而为人类社会可能迈向更高阶段的历史正义提供了历史科学阐明。从思想史逻辑来看,青年马克思所预设的“强规范性原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被“再生产”为历史科学自身合理抽象得出的“弱规范性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