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

这是一位蜚声海内外、学贯中西的实力派知名学者在罹患淋巴腺癌、两次开刀及50多次电疗后写成的书．这是一位生命垂危者以渊博的知识与对生死的深刻体验锤炼而得的成果。

尊严能为生命伦理学奠基吗?——兼评程新宇《人的尊严与生命伦理》

针对尊严能否作为生命伦理学的基础的问题,有些学者基于尊严的相对性、可压倒性与可还原性,声称尊严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因此不能为生命伦理学奠基。实际上,概念的相对性并不能成为可将其视为无用的根据。尊严绝非无用的概念,恰恰相反,尊严成为生命伦理学基础具有不可逃避性。当然,承认了尊严的有用性也并不等于主张尊严是不可压倒、不可替代、至高无上的。换言之,尊严作为生命伦理学的基础具有非唯一性,它与其他价值一起在生命伦理学的相关讨论中发挥重要作用。

生命尊严与法律权利范围的扩展

尊严一开始是一个代表等级的概念,也不对应权利,后来才悖论性地被扩展适用于所有的人。以尊严的传统范式/现代范式为参照点,可以看到,支配着法律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康德尊严理论解释力不足,有必要在现代范式下发展康德的尊严理论,以回应生命科技对尊严的内在挑战。尊严理论需要更进一步普遍化,需要将尊严的涵摄范围扩张到超越时间的“人的生命”。因此,对人性尊严的关注点应当从受到时间限制的“人”转向“人的生命”,界定“人的生命的尊严”的内涵,并以之为根据在法哲学上辩护人的各种生命形态所具有的规范性意义,从而为赋予其权利奠定理论基础。

宪法视角下民法典“生命尊严”解释的整体建构

自现行宪法将“人格尊严”实定化后,人身权利的法律保护就有了总的纲领,民法典“生命尊严”规定是人格权民法保护强化的一个环节.«民法典»人格权编、总则编以及«宪法»第37条、第38条、第33条等规定共同构建了“生命尊严”的多重价值基础和一般规定,加之生命尊严文义的开放性,因而其被认为具备广泛的适用范围.“生命尊严”适用范围可以区分为“作为规则的‘生命尊严’的适用范围”和“被价值基础拓展了的‘生命尊严’的适用范围”.“生命尊严”在前者中被理解为“生命自主”,指涉自然人在生死问题上的自主选择;在后者中被视作解释关联或线索,能够将相关法律问题引至真正的规范基础.如果能够区分这两点,就能够理解为何“生命尊严”既被视为生命权的积极内容,能够规范调整安乐死、尊严死、生前预嘱、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等内容;又被认为能够为生殖细胞、胚胎、尸骸等保护提供规范基础.这两部分共同建构了“生命尊严”的整体解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生命尊严教育的思考

生命尊严思想是池田大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生命的尊严是高于一切的人类普遍价值准则。 池田先生的生命尊严思想兼容并蓄,深受中西方思想的影响。他提出的生命尊严至高无上的绝对性,在提倡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同样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应当更 加注重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培养健全人格,将生命尊严教育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当中,营造尊重生命的校园文化氛围,为 学生提供生命尊严的体验与实践机会,使广大学生明确生命的目的在于创造和奋斗,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帮助学生 找到实现人生幸福的途径。

活出生命尊严,爱心助力他人

因为患有先天性的双下肢障碍,从学步起我就体会到了人生的艰难,始终在自卑与自强、苦楚与乐观、承受与超越中前行。是党和政府给予残疾人的关爱,让“残废人”这个称呼尘封于历史。从“残废”到“残疾”,一个字的改动为残疾人的尊严增添了重量,让我们得以拥有展示自我的舞台和施展才华的平台。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大众也用平等、包容的态度对待残疾人,欣赏残疾人的美。感恩于此,我坚定了“活出尊严,爱心助人”的理想信念,努力用自己健全的双手与头脑,抛开杂绪纷扰,做好自己的同时尽力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安宁疗护在终末期乳腺癌疼痛患者护理中提高患者生命尊严的应用及影响探究

探讨终末期乳腺癌疼痛患者应用安宁疗护的效果。方法 选取终末期乳腺癌疼痛患者总共80例,将这80例患者随机分组后,为两组患者提供不同护理,对比结果。结果 HAMA评分、HAMD评分、PDI评分、QOL评分:观察组改善更明显(P<0.05)。结论 安宁疗护对终末期乳腺癌疼痛患者效果显著,可促使患者心理状态、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改善,并可提高患者生命尊严。

双维分级管理对中晚期乳腺癌病人尊严水平、生命态度及生命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双维分级管理对中晚期乳腺癌病人的尊严水平、生命态度及生命质量的影响。方法选择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中晚期乳腺癌病人124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62例病人,对照组根据疾病严重程度进行分级护理,观察组在分级护理基础上根据马斯洛人类需要层级理论进行双维分级管理及护理。在进行干预3个月后,比较两组病人的尊严水平、生命态度及生活质量指标等情况。结果在对124例中晚期乳腺癌病人进行干预的过程中,观察组中途退出2例病人,对照组中途退出3例病人,最终纳入统计分析的病例数为119例,其中观察组60例、对照组59例。干预3个月后,观察组病人尊严感得分(43.18±4.90)分与对照组(48.55±4.21)分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41,P<0.05);观察组病人自然接受评分(18.74±3.21)分与对照组(15.44±2.54)分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21,P<0.05);观察组病人生命质量测定量表(QLQ-C30)指标(63.77±8.14)分与对照组(58.42±7.30)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77,P<0.05)。结论基于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的双维分级管理干预,不仅能够维护中晚期乳腺癌病人的尊严需求,而且能培养其积极的生命态度,并且能改善其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家庭式参与尊严疗法对晚期肺癌患者的影响

目的探究家庭式参与尊严疗法对晚期肺癌患者尊严感、生命质量和希望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100例晚期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家庭式参与尊严疗法,比较2组患者干预后尊严感、生命质量和希望水平。结果干预前,2组患者症状困扰、心理状况、依赖性、精神安宁、社会支持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症状尊严水平五维度评分及总分分别为(16.57±2.48)分、(5.68±2.01)分、(8.85±1.38)分、(4.39±1.28)分、(2.38±0.47)分、(36.48±7.58)分,低于对照组(20.48±2.84)分、(11.38±2.03)分、(12.38±1.74)分、(11.38±2.48)分、(3.01±0.74)分、(56.56±5.4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2组患者积极态度、积极行为和他人关系亲密三个维度和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希望水平三个维度和总分为(13.59±1.96)分、(13.48±1.94)分、(15.38±1.85)分、(42.49±4.96)分,高于对照组(8.66±3.48)分、(9.57±2.48)分、(10.83±2.49)分、(28.47±6.4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2组患者生存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生存质量评分为(23.59±1.96)分,高于对照组(18.38±6.4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家庭式参与尊严疗法能提高晚期肺癌患者尊严感、生命质量和希望水平。

尊严疗法的心理干预在晚期肝癌靶向治疗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基于尊严疗法的心理干预在晚期肝癌靶向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2023年1月-2024年1月某院收治的120例晚期肝癌靶向治疗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60例予以常规干预,观察组60例在其基础上予以基于尊严疗法的心理干预。比较两组服药依从性、尊严水平、自我感受负担和生命质量。结果:干预后,观察组服药依从性高于对照组(z=10.373,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尊严量表(PDI)得分、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PBS)中情感因素、经济因素、身体因素得分、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QLQ-C30)中症状维度得分均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t=13.436,5.704,5.483,4.978,2.805;P<0.05);两组QLQ-C30中功能维度、总体健康得分均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t=3.815,2.202;P<0.05)。结论:尊严疗法的心理干预有助于改善晚期肝癌靶向治疗患者的尊严状况,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和生命质量,降低自我感受负担。

从死亡教育助推尊严死亡 提高老年人生命末期质量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健康人群无法想象老年生命末期病人遭受的临终痛苦。现代医疗器械的过度治疗使大部分病人痛不欲生,但却无能为力,他们无法决定自己人生最后的路怎么走〔1〕,常常是不得“善终”。“善终”是中国传统文化“五福”之一〔2〕,有尊严的死亡是一种幸福,幸福的死亡一定是随尊严而去。

论尊严死亡的法律边界——以撤除维生干预为例

撤除维生干预的权利及其行使界定了尊严死亡的边界。患者自决权内在要求患者本人是医疗措施的主要决策者。现有的临床实践、伦理考量和优逝理念都鼓励人们对撤除维生干预作出预先医疗指示或生前预嘱。然而,临终治疗领域的立法空白严重限制了撤除维生干预的临床适用,导致尊严死亡的法律边界不清晰。在《民法典》之下,患者自决权的私法权源来自人格尊严保护体系,它与医生协助自杀、安乐死分属不同法律范畴。即使人格尊严与生命权存在权利冲突,也可通过对生命权和身体权的非绝对化阐释和对人格尊严的扩大解释来化解。生前预嘱作为决定撤除维生干预的合法形式,应当进一步明确患者自决权的行使方法、家属的代理决策权和医生的角色定位。

康德义务理论视域下我国尊严死的生命伦理价值研究

尊严死的普及、发展与其生命伦理价值有着密切的联系。临终患者对尊严和生命权正确、科学的理解是尊严死发展之根本。文章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出发,以康德义务理论为依据,分析尊严死在我国的困境,为尊严死的生命伦理价值辩护,深入剖析尊严死的现实意义。旨在引导临终患者理性、客观地对待死亡,树立正确的死亡观念。同时为临终患者提供可靠的尊严庇护,以改善患者的晚期生命质量,维护患者的生命权益,为我国尊严死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生前预嘱与尊严死亡的研究与思考——生命末期健康管理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02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认为,“生命尊严”包含“生的尊严”“活的尊严”和“死的尊严”3个方面〔1〕。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不断增加,临终关怀、生前预嘱〔2〕及尊严死亡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这也是以人为本、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国际上倡导生前预嘱、推广尊严死亡,让生命末期患者在自己清醒的时候做出决定,对生命尽头的治疗方式进行自主选择,为老龄化社会下生命末期健康管理模式提供了新的方向。

《杯酒留痕》的死亡尊严与德勒兹的生命哲学

英国当代作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杯酒留痕》通过一段将逝者骨灰撒入大海的旅程中所发生的故事,展现出对于人类生存状态与死亡的思考。本文以法国当代哲学家德勒兹的生命哲学理论为切入点,分别从死亡的超脱、死亡的主题、死亡的尊严等方面论述分析《杯酒留痕》中人物在各个不同的层面所体现的死亡感悟。挖掘出作品内涵:生命不应有权力的场域隔阂,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尊严。

论人的尊严与死亡权

人的尊严是一项古老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对人的尊严理论的分歧在于它是内生的还是获得的。尽管这种争论至今未有定论,但二战后的法律文件将人的尊严地位提升到人权基础的高度。就临终病人的死亡权而言,康德"基于道德自主的人的尊严"之哲学智慧受到挑战。人的尊严之现代意蕴主张以"尊重人"替代"尊重选择"而成为首要原则。人的尊严是病人自主的基础。死亡权的尊严内涵是作为选择的尊严和作为关系的尊严之有效结合。

论老龄化社会中的尊严死亡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的尊严死亡问题成为日渐重要的社会议题。修白的《天年》描述了某些中国养老院中老年人的死亡缺乏尊严的状况。对中国老年人来说,尊严死亡之所以难以实现,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缺乏充分经济支撑和生活照料;二是普通公众多持拒斥死亡的观念,现代医学则视死亡为敌人;三是中国安宁疗护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解决之道是进行三个条件的建设,基本条件:确保老年人老有所养;观念条件:普及生死教育和尊严死亡的理念;建制条件:加强安宁疗护机构建设。

晚期癌症患者尊严负面情绪与生命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医学研究领域的生命质量,主要涉及生理、心理、社会功能3个方面的状态评估,也就是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晚期癌症患者不仅要经历治疗中手术、放化疗带来的身体上的痛苦,还要面对由经济压力、家庭责任、恐惧死亡所带来的精神折磨,很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恐惧、绝望等负面情绪。情绪问题已成为国内外癌症患者普遍存在的问题,有研究显示焦虑、抑郁是最常发生的负面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