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创作年代考——以佚文献为中心

通过梳理相关佚文献可证明陆玑并非三国时期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创作年代应在南北朝晚期。内证有二:一是《诗经》名物学的发展遵循着两条脉络,即训释名物从释诗义兼释名物到完全脱离诗义专释名物、训释内容从随文简释到内容多元,故完全摒弃诗义、训释颇为翔实的陆《疏》应产生在诸书之后;二是陆《疏》广泛吸收魏晋南北朝名物类著作。外证有三:一是三国时期,其他《诗经》名物类佚书与陆《疏》差异较大;二是南北朝时期亦有吴郡,陆玑为南北朝人与《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所载并不冲突;三是“疏”体受佛教讲疏影响兴起于南北朝,不应出现在三国时期。

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文学性——以“蜮”的文学书写史为个案

《诗经》名物训诂专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非严格意义的经学文本,在魏晋时期文学自觉与博物之风盛行的创作背景下,这一经学文本也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学性。从文本自身来看,该书在写作中采用了许多文学技巧,如打比方、作比较等。从作品的历史文化语境来看,该书与《博物志》《搜神记》等魏晋南北朝小说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以“含沙射影”之“蜮”为典型的文学形象的衍变为视角来比较这些相似的文本,进一步凸显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作为经学辅翼之作,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文学性特质,其文学价值不容忽视。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成书原因析论

陆玑《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对《诗经》所涉一百五十余种动植物名称、形态、生长地等自然属性进行了详细训释,是《毛诗》博物学开山之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出现体现了《诗经》研究由重视“义理”到关注“知识”的变化趋势,是魏晋时期经学流变、博物风气盛行的产物,还与东吴统治阶层对古文经学、博物学的推重有关。同时,传统名物训诂学、地志学、本草学、农学等成果也为其诞生提供了广袤深厚的学术土壤。

文本的衍变:《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辨证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重要的《毛诗》名物训诂之作,但至今尚有许多疑难问题无法解决。本文以《齐民要术》、《经典释文》、《毛诗正义》、《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此书,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文献为基础,探索这些引文之间的文本关系,以及文本编纂形态问题。诸文献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与《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并非一书。《齐民要术》、《艺文类聚》等书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是经传笺疏合钞本,而"陆机《毛诗疏义》"和《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均为单疏本。"陆《疏》"辗转钞存于各种《毛诗》义疏、类书、农书等著作中,各种抄写系统相互影响,已经很难以"原始文本"的"考证期待"去辨析其文字了。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有关问题研究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唯一的一部《诗经》学文献。本文对争议较大的陆《疏》作者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作者当为三国吴陆玑。陆《疏》的出现是三国时期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陆《疏》解释《诗经》名物而不干涉诗意的做法,开拓了《诗经》文献的研究视野。陆《疏》关于《诗经》传授情况的记载,为解决《毛诗序》作者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通过史料分析认为,《毛诗序》作者当为子夏,卫宏又做过进一步的整理。陆《疏》开创了《诗经》学名物派的先河。

古代一部重要的生物学著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诗经》是我国西周至春秋时期流传诗歌的一部总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因此,儒家宗师孔子认为,学习《诗经》可以“多识鸟兽草本之名”。他的言论唤起后世学术界对《诗经》中生物内容的注重。另一方面,由于这部诗集中的诗年代久远,其中许多生物的名称已有变更,后人渐觉不知所云。在这种情况下,自秦汉以降,不少学者都对《诗经》中的生物作过注解,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推三国时期的陆机。他所撰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不但对人们认识《诗经》中的生物颇有帮助。

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名物方言研究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1 3 7条名物训诂中徵引方言 80余次 ,并描述了方言异名和名物特征 ,其中有不少条目注明了“今”字字样 ,也偶及名原或构词特点。该书引证的方言所涉地域较广 ,却没有引证吴语。从方言学史的角度看 ,最值得称道的是贯穿全书的实证精神。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中的词源探讨述评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词源研究成果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虽为农学杂著,然它们对其中的词语的得名之由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其词源探讨表现在多个方面。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相关问题考论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诗经》研究史上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该著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对《诗经》中的部分名物作了详细而周到的解释,为后代名物研究树立了典范。关于《陆疏》的研究,前贤今人虽做出了多方面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绩,然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文章就现存本《陆疏》的文本形态、编次特点,以及《陆疏》的作时、创作缘由等几个问题,考证发覆,提出浅见。

今本《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辨僞

三國吴人陸元恪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今日最早唯有明代晚期的叢書本留存。由叢書本形成的今本系統,作爲丁晏、羅振玉等諸家輯佚的底本,對後世産生了深遠影響。然而,今本究竟是否出自古本,古來素有争議。本文通過對文獻的考察,發現古本《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至遲於明萬曆之前業已亡佚,源出於《寶顔堂秘笈》的今本,不僅是後出輯本,且有作僞的部分。今本當成書於明代萬曆年間,而其編纂者,最有可能是參與諸種叢書編校,以作僞聞名的姚士粦。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研究初探

本文主要对《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内诗草容、研究现状和对其研究的学术价值进行了探析。《毛木疏》是我国内容可考的第一本较纯正的生物学著作,不仅对古代生物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古代生物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对古生物学、古生态学、环境学及历史地理学都有所助益。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中的物觀

三國吴陸璣所作《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以博物學這一新視角、新方式對《毛詩》進行注解。作為博物學著作,它詳細記述了一百餘种動植物的生物屬性及實際功用,充分展現了漢魏時人將其運用到飲食、醫療、生產、娱樂、宗教與方術等諸多方面的豐富形式,是今人了解漢魏時期風物與風貌的重要參考内容;作為經學訓詁著作,它開創了《毛詩》風物研究這一專門之學,對後世《詩經》的多樣性專門研究影響深遠。它的出現反映了魏晉時期人們精神自由開放,突破兩漢以來重政治倫理意義與比附習氣的傳統思維,另闢蹊徑的《詩經》研究新風向。

论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对宋学之态度与取舍

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以唐前文献为主要依据,对宋元明著述观照较少。此外,该书所引宋人书目欠缺代表性,且多与《诗经》无关。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焦循有意架空理学与主张废《序》的宋儒《诗》说。焦循之所以推崇《诗序》,一方面是因为《诗序》乃阐明孔子之意与"风人之旨"的门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诗序》具有感人通情而施于礼乐教化的作用。尽管该书并未体现出明显的汉宋门户之见,但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焦循融汇众说、兼容包并的学术主张。焦循反对据守汉学之努力,也在此书架空宋代《诗》学文献的举动中有所消解。

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前期编纂考论——以三种清稿本为中心

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二十卷本、上海图书馆藏一卷本以及上海图书馆藏三十卷本,是《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定稿之前的三个重要清稿本。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三年,焦循先后请人抄录了二十卷本和一卷本。两版本内容各有缺失、互不重叠,书证详赡,考证繁琐,带有早期文献汇编的特点,观点结论亦多有失当之处。此后,焦循秉持改汰庸劣、增补疏漏之原则,对前期稿本做出了删裁繁冗、补充论证、修正观点、改写按语、调整书证次序、节略和分置按语等一系列修订工作,于嘉庆三年形成三十卷本。上述三种清稿本保留了诸多未见于定本的观点和材料,为深入了解《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早期编纂情形与焦循《毛诗》名物考证历程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启示。

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十一卷定本编纂考论——兼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版本源流

通过比勘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的四种主要稿本,即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二十卷本,以及上海图书馆藏一卷本、三十卷本和十一卷本,可以厘清该书的版本源流和编纂过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十一卷定本是以三十卷本为主要依据,旁参以二十卷本和一卷本为代表的早期稿本修订而成。焦循对三十卷本所做修订,在内容与体例两方面为十一卷定本之编纂奠定了基础。此后,焦循以三十卷本为底本,综合此前诸本所载考证成果,进行了变更体例、校订讹误、增补论证、改变观点、改换论点等一系列调整工作,最终于嘉庆四年定为十一卷本。厘清《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的编纂过程与版本源流,有利于推进研究焦循的经学成就。

焦循解《诗》立场再探——以《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为中心

通过分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之训诂考证,可知焦循《毛诗》名物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其反复强调的“不敢执一以废百”的解《诗》立场,存在明显回护《毛传》与《诗序》之倾向。这主要体现在曲圆《毛传》抵牾之处、规避《毛传》误训、误读并比附《毛传》等几种情况上。焦循撰写此书最初是为补正陆佃《埤雅》与罗愿《尔雅翼》之不足,但这一理念在实际考证中却常常让位于焦循《传》《序》先行的解《诗》立场,使其反对执守一家之努力在此书曲护《毛传》的问题中有所消解。这种解经初衷与实践结论的矛盾性,不仅源于焦循对《传》《序》的主观推崇,也与其治学方法的弊端密切相关。

焦循解《诗》初衷与曲护《毛传》的矛盾性及其成因探析——以《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为中心

焦循撰写《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之缘由,是在《毛诗》文本基础上对前人《尔雅》研究进行补充与回应。这一理念在实际考证中常常让位于焦循对《毛传》和《诗序》的主观推崇,即体现为通过弥合前后文矛盾、规避误训、误读比附等方式曲护《毛传》。这种解经初衷与实践结论的矛盾性,不仅源于焦循的尊毛立场,也与其对同时期研究成果之忽视和自身治学方法之弊端密切相关。后者主要是指焦循在考证中存在对文献材料缺乏辨析、误用转语、“右文”推源和径改原典等问题。

底本的规范与传本的变异: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唐代传播论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一部重要的诗经学著作,但作者、书名长期不能确定,且文本存在众多异文,这些问题皆发端于唐代。考查唐代文献可以发现,该书作者几乎全作“陆机”,说明唐人于此并无争议,均认为其与诗人陆机同名但非一人。至于书名,唐人征引草木时称《草木疏》,征引鸟兽时称《鸟兽疏》,征引虫鱼时称《虫鱼疏》,更有不分类别而直称《毛诗义疏》者,史志目录所载其名也有出入,说明该书之名在唐代实未确定。至于文字,通过考察唐代各家文献之间的文本变异,足可发现此书在唐代传播情况,且经史与文学的区别在《陆疏》异文中已清晰显现。

重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作者之名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作者陆元恪,其名究竟作“机”抑或“玑”,至今仍存争议。据本文考论,在训诂方面,“机”“玑”二字通假仅限于源自《尚书》的少数词汇,陆元恪之“机”并非“玑”之通假或讹误,而且“陆机”说的名字取义亦较“陆玑”说更为合理。同时,本文以宋人经疏校刻为中心,对宋前古书中的“陆机”“陆玑”版本异文进行了考察。发现北宋国子监的经疏校刻,上承古本,仍以“陆机”为正,后因“陆玑”说的流行,南宋八行本方逐渐改“机”为“玑”。不难推测,宋前古书中的“陆玑”异文,多为后人所改,并非古本原貌,在晚唐“陆玑”说出现之前,古本应以作“陆机”者为主流。因此,晚唐李匡文所提出的“陆玑”说,并无确切的训诂及版本依据,很可能是时人为区别陆元恪与陆士衡而作的新奇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