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注疏》版本流变考略

《毛诗注疏》为儒家经典之一,汇集了汉、唐两代学者为解读《毛诗》而作的重要注释。本文对它的版本流变作了全面的考察和清晰的梳理,并指出了后世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部分失误。

纸质文物常见病害及传统修复方法——以《毛诗注疏》为例

文章将《毛诗注疏》作为修复实例,对古籍常见病害进行了记录,针对该批古籍出现的皱褶、折痕、残缺、断裂、粘连、动物损害等病害类型,采用了不同的修复方法,达到了较好的保护效果,符合文物保护修复原则。最后对古籍修复人员培养及未来保护工作进行了展望。

足利本《毛诗注疏》校文探微

足利本《毛诗注疏》中校文的产生时间当在永享十一年(1439)之前,非出一人之手,当是历代藏书家(主要应为日本经学博士)所作。据校文的内容可知,参校本中既含有出自写本系统的六朝隋唐写本,又有出自刻本系统的宋明善本。此类版本尤其是写本,虽多不复存在,但藉助校文,仍可窥见诸本之一斑。足利本中的校文既可改正今本中的许多讹误,又可与阮元《校勘记》等互相印证,故其在校勘学上具有一定的价值。

武英殿本《毛诗注疏》平议

《毛诗注疏》是《十三经注疏》的一种,知道了殿本《毛诗注疏》的优劣,也就约略知道了整个殿本《十三经注疏》的优劣。概言之,殿本《毛诗注疏》的优点有二:一是经文、注文、《释文》、疏文都有句读,可谓开拓之举;二是每卷之后附有考证。缺点有三:一是没有统一的考证体例,似乎是随意为之。二是校勘工作不够精密,整部《毛诗注疏》只有199条校勘记。《毛诗》三百篇,平均每篇不到一条校记。三是校勘方法不够专业,校勘记质量不高。乾隆皇帝评价殿本是"善本",本文对这一评价持商榷态度。

宋刻本《毛詩要義》文獻校勘價值述略——以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阮刻本《毛詩注疏》爲參照

宋刻本《毛詩要義》爲宋代節録體著作,相關學者對於《要義》摘録底本評價較高,認爲《要義》的底本爲宋時善本。由於《要義》摘録底本好,成書、刊刻時間早,瞿鏞、阮元、莫友芝、李霖、朱傑人等學者認爲《要義》於《附釋音毛詩注疏》有重要校勘價值。將《要義》與清阮元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刻本《毛詩注疏》進行比對,同時參考南宋單疏本《毛詩注疏》以及朱傑人點校本《毛詩注疏》,筆者發現《要義》在補正阮刻本《毛詩注疏》的脱文、)文、衍文、倒文,以及對於補正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結論之是、結論之非、不作按斷之條目有文獻參考價值。

上古本《毛詩注疏》斠誤舉隅

上古本是近年出版的四種《毛詩注疏》整理本中最佳整理本,但此本仍有提高的空間。就其卷四之二至八之三,以單疏本《毛詩正義》復覈之,大致得底本已誤,上古本失校87處;底本不誤,上古本誤18處;標點破句27處。從中可見整理古書之難,而單疏本之校勘價值也略見一斑。

《毛詩注疏》版本考

《毛詩注疏》存世版本皆出自十行本系統。宋刊十行本雖爲祖本,然成於書坊,難稱精審,其錯訛多爲其後諸本所承。元代翻刻宋本,遞經修補,現存印本之中存在大量正德、嘉靖時期補版,補版既添新誤,亦有可稱之處。明永樂本、明李元陽所刻閩本,前者似據元本之早印本而成,後者則據晚印本,然閩本所據印本,補版究竟幾何,又閩本校改依據及其它細節,尚待進一步討論。其後,萬曆北京國子監本之於閩本,明崇禎毛氏汲古閣毛本之於明監本,清乾隆武英殿本之於明監本,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之於殿本,亦有改動。清儒阮元重刻元刊明修十行本,擇舊作校記附於卷後,並暗改文字若干。阮本版片於道光、同治時期各有一次修版,不同時期印本又有差别。

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的两个版本辨析

自从嘉庆二十一年(1816)阮刻《毛诗注疏》南昌府学本问世以后,阮元的《毛诗注疏校勘记》亦随之风靡于世。在阮刻独领风骚将近二百年的今天,不少学者在使用《毛诗注疏校勘记》的时候,仍然忽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忽视了阮元《毛诗疏校勘记》有两个内容大为不同的版本这一事实;第二,忽视了两个版本中哪一个版本是得到阮元认可的这一事实。这两个忽视,给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由于《毛诗注疏校勘记》是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一,因此,本文的辨析,见微知著,也为辨析整个《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邛须”辨正

明清以来的诗文中常见"邛须"一词,其实,"邛须"是"卬须"之形讹,典出《诗经·匏有苦叶》篇。"卬"字与"邛"字不可相通,包括阮刻本《毛诗注疏》在内的多种《诗经》古本将"卬"字误刻作"卭(邛)"字,后世学者皆失校。部分当代学者不明二字之别,误引或误释"邛须"一词,应予纠正。

《国语》引《诗》考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记录了西周中期至春秋战国之交约五百年的历史,其在记言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引用在当时已经广为流传的文学典籍。引《诗》,在春秋战国的外交场合中蔚然成风,使《诗》的运用更为普及,超出了我们想象的文学范畴。《国语》一书中引用《诗经》达38处,其中多引雅诗、颂诗。周、鲁、晋、楚四国引《诗》数量最多、篇幅最广。《国语》引《诗》的主要目的在于劝谏进言、礼乐宴饮以及观点评论,其征引诗句与《十三经注疏》也略有区别。

谢章铤《毛诗注疏毛本阮本考异》稿本考

《毛诗注疏毛本阮本考异》是清人谢章铤关于《毛诗注疏》的校勘之作,中国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两种谢章铤《毛诗考异》手稿本,一为初稿,一为誉清本。民国三十三年(1944),郭则沄得到《毛诗考异》初稿本,将其刻入《敬堂丛书》。由于未能参考誉清本,故丛书本存在大量文字错脱衍倒的现象。利用誉清本,可以纠正丛书本的文字误,并且补充不见于初稿本和丛书本的新内容。

《毛诗注疏校勘记》“以例校经”现象论析

所谓“以例校经”,即根据校勘者所认识的古书内部规律校勘经典的方法。通观《毛诗注疏校勘记》,“以例校经”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校勘记》中,“以例校经”之法体现了校经者搜集异文、区分层次,无意无必、防止误改,有为而发、回应前人等校勘思路。与此同时,“以例校经”也存在区分层次尚欠严密,正反两可、难以确证,空发条例、校记可商,条例冲突、依违难定,过求划一、否定例外的弊端。段顾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争论,《校勘记》由顾广圻初校,段玉裁等人审定而成,但是段玉裁、顾广圻意见相左的情况在《校勘记》中少有体现,究其缘由,应该在于二人对“以例校经”这一方法的认同。二人对各大条例的意见相对一致,这一定程度上消了二人在校勘实践中的争论。

《毛诗正义》成书问题与版本流变

《毛诗正义》的成书问题涉及《毛诗正义》修撰阶段、《毛诗正义》所引“定本”、《毛诗正义》删定“旧疏”等。《毛诗正义》的版本流变实际上就是经注、疏、释文的合刻问题。阮刻《毛诗注疏》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深远。阮刻以《校勘记》为重,其编撰体例、版本、校勘方法、评价与影响等备受关注。对此,海内外学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现综述之,可以对《毛诗正义》以及《五经正义》整体修撰过程、资料来源、版本变迁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