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周刊中客家民间故事及传说概述与研究

《民俗》周刊作为中国民俗学早期发展的经典之作,刊登并收录了许多客家民间故事与传说。一方面,这些故事与传说集中分布于粤东、粤北两大区域,在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人物、事件、背景三种母题类型;另一方面,这些故事与传说形成了立体性描写、想象瑰丽、人物形象类型化等特征,并对客家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客家人的族群认同与客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民俗》周刊与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

介绍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俗》周刊的刊行过程,探讨了它在完善中国民俗学学科对象、明确学科范围以及普及学科知识方面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术通讯:《民俗》周刊的一种编辑意识

《民俗》周刊发表的“学术通讯”,具有“探问投稿发稿情况”“交流民俗活动信息”“提供民俗研究材料”“探讨民俗学术问题”“改善《民俗》编辑出版”等内涵,体现了一定的编辑意识。

民国时期《民俗》周刊作者群体的地缘性考述(1927-1943)

民俗学作为学科名称提出,始于北大《歌谣》周刊。随着1926年北京学者南下,广州中山大学成为新的学术中心,在1927年至1943年的活动中,谱写了民俗学运动的续篇。《民俗》周刊作为广州民俗运动的重要刊物,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民俗学者。《民俗》周刊的成功,得益于一批高质量的内容生产者和编辑人员。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条件,其作者群体下移,呈现出较为突出的地缘趋势。早期民俗学者的开创性学术工作,是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化发展的缩影。

20世纪《民俗》周刊与民俗学意识为导向的编辑思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确立了为民间文化、大众文化服务的办刊方针,而民间文化形态聚合归结而成的民俗学成为办刊实践的导向:注重忠于原生态文化的田野调查、以科研论文作为学科理论的建构、凸显地方特色民俗文化,等等,旗帜鲜明地呈现了民俗学学科意识的编辑思想,其中侧重精密的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提升本土学术创新的科研理论,大力彰显地方文化等办刊实践成果,为后来创立我国民俗学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民俗》周刊创刊九十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

九十年前,在广州,在中山大学,由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办的《民俗》周刊创刊,这一周刊虽是在此前《民间文艺》基础上易名而成,但大力调整了相关的研究方向,推动了现代民俗学的规模化、体系化研究。《民俗》的宗旨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并以此来认识整个社会,如此“民俗”研究不仅成为以民间为视角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桥梁,而且成为从民间立场以审视整个社会的重要维度。

抗日歌谣的“隐身”与“现身”——民俗学会、两区报刊及三册谣集中的民情(1931—1945)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间流传了大量的抗日歌谣。此阶段的《歌谣》周刊与《民俗》周刊虽承袭北大歌谣运动中“挖掘民间”的意志,却因时局动荡和兵燹不断,难以大量刊发抗日歌谣。记载农民抗日救国情绪的歌谣,被分散发表在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报刊中。民间的《抗日歌谣》、《抗敌歌谣》及《抗战歌谣》这三册谣集,恰是对民众歌谣的拾遗补阙。将歌谣遗产中的文字“在场”衍生为农村事象中的民意“在场”,“隐身”于世的抗日歌谣终会“现身”于世,彰显农民在抗日救国的历史中的民间心声。被淹没在历史下的乡间抗日歌谣,实现了俗文学中抒情基调与叙事传统的统一,这些重新问世的歌谣遗产,在当下不啻是日军侵华罪证的有力补充。

中山大学民俗出版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

"民俗学"作为学科名称的提出,始于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但是,在众多可供选择的学科名称中脱颖而出,则是取决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民俗》周刊的巨大影响,中山大学因此成为中国民俗学的主要发源地。大学出版审查制度如同双刃剑,制约和规范着民俗学会的出版,而出版审查与反审查则更像是一出斗智斗勇的智力游戏。1927年至1943年间,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倡导者们在极其艰苦的物质和人事条件下先后印行了多种刊物和丛书,他们为理想而奔波,凭热情而工作,为经费而斗争,因人事而夭折,折射出20世纪早期中国大学学术出版业的诸多艰辛和困惑。

疑古后续:容肇祖与近代民俗学运动的离合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古史辨"运动兴起以后,从"疑古"到"重建"乃必由之路。顾颉刚为此作了民俗学、边疆史地和历史地理等多种尝试,尽量扩张新史料,以弥补传统文献之不足。在其影响下,容肇祖投身于日渐兴起的民俗学运动。容氏治学兴趣广博,担任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首任主席,主持《民俗》周刊和"民俗丛书",后又选择中途退出,转而专治思想史。顾、容等以史家的身份认同投身于民俗学运动,从多方面探索"重建"之路,对他们的学术转折和心路经历加以分析,将有助于理解那个时代学术的状况。

“中大民俗学会”在中国民俗学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本世纪30年代“中大民俗学会”的创立及其刊物《民俗》周刊和民俗系列丛书的相继面世,是中国民俗擘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该会学者对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考察,对外国民俗学派的系统介绍和“民俗学传习班”的开设,揭开了中国民俗学史新的一页;不但拓宽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领域,培养了专门人才,而且普及了本学科的知识,扩大了在国内外的影响,为加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民俗学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