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继承编》：制度补益与规范精进

《民法典·继承编(草案)》既有立法理念更新、制度规范完善的优势,也有立法思路积习、立法欠缺依然的遗憾。为完善《民法典·继承编(草案)》,应注重制度补益与规范精进。前者在于弥补立法盲点——增加遗嘱执行人及遗产清单制度,强化配套措施——规定遗产的临时保管、遗产管理人的辞任与解任、共同遗产管理人及禁止遗产分割的保全请求权;后者在于秉持立法传统——完善遗产范围及法定继承顺序,澄清立法歧义——规定口头遗嘱的形式要件及继承扶养协议。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权益保障与秩序稳定的实现、继承观念与继承文化的引领,应成为《民法典·继承编》编纂的价值追求。

《民法典·继承编》的创新与继承法之整理

《民法典·继承编》存在继承法向财产法回归、维持人身关系的特质两方面的创新。前者表现为概括规定遗产范围、完善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制度;后者则有克服法定继承人范围不足,完善继承权丧失、遗产管理人、遗产债务清偿制度等。从正式法律渊源、非正式法律渊源两方面全面梳理既有继承法,是当前的紧要任务。

《民法典·继承编》的编纂理念与制度构想

理念决定立法走向与制度构想。关注《民法典·继承编》的编纂理念,并将实现意志自由、承担道德责任融入制度构想之中,才能推进并提升《民法典·继承编》的编纂进程与质量水准,吻合社会需要与民众诉求。为保障《民法典·继承编》编纂的科学、严谨、适用,应重点关注继承制度的补充与完善、继承与创新,并在完善丧失继承权的法定事由、更新遗嘱的形式与效力、补益遗赠扶养协议规范等环节进行研讨与突破,以促进我国继承制度的法典化与制度化。

论遗嘱制度在《民法典·继承编》中的体系定位

我国《继承法》将遗嘱制度置于法定继承之后的体系安排,不但有悖于民事立法体系化、科学化的基本原则,而且有碍于遗嘱制度的功能发挥,需予以矫正。从历史视角考察,将遗嘱制度置于法定继承之前,符合我国继承法律制度的立法形式逻辑,亦体现了进步思维与价值导向。从法律性质角度分析,将法定继承置于遗嘱制度之后,契合法定继承“补足性”的制度特征。在制度价值方面,首先,遗嘱制度更体现了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尊重,实践并发展着意思自治原则,从而深化了继承制度的整体内涵;其次,遗嘱制度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既体现对私权神圣的完整贯彻,又使国家干预保持谦抑,保障并激励了公民对私有财产的自主决定权;再次,遗嘱制度更契合新兴财产权利的性质与特点,包容了日益多元的财产结构;最后,遗嘱制度更呼应中国家庭变迁的新情况,包括家庭收支格局改变、家庭结构多样化、个人主体性发展、民众风险意识增强等诸多方面。

《民法典·继承编》的人文观照与制度保障

我国《民法典·继承编》编纂几易其稿,民众对其抱有较大寄望与期盼。寄望其展现人文观照情愫,尊重生存价值、维护自主能力、推进实质平等;期盼其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彰显继承意愿、提供救济机制、维护继承秩序。人文观照路径,在于完善继承制度与规范配置,回应社会分层现实,彰显继承宗旨,协调继承利益;制度保障路径,在于融贯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解决继承纠纷,回应社会需要。

《民法典·继承编》:编纂争议与制度抉择

《民法典·继承编》的编纂,关乎《民法典》编纂的体系与质量,牵涉我国现行《继承法》的理念传承与制度完善。若要编纂具有本国特色与本土情怀的《民法典·继承编》,则需关注继承民俗与继承习惯,回应继承需求与继承关切,借鉴域外继承立法的规范设计与制度走向。继承立法并非仅是单纯的制度架构与模式选择,而是融合了理念、传统、希冀、情怀的价值抉择与利益博弈。故《民法典·继承编》的编纂,应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与社会责任。即通过编纂定位,实现功用价值、追求内在价值;通过争议抉择,拓展法定继承顺序、调整直系姻亲的继承地位;通过制度补益,修正继承行为、更新继承习惯。

论遗嘱信托的时代性、本土性及其制度构建

为顺应当下社会和民众对财富管理和传承的新需求,我国《民法典·继承编》从基本法层面确认了遗嘱信托制度。但该制度内容不完整、操作性规则缺失等问题与人民迫切的现实需要不相匹配,应及时予以反思并加以构建。英、美等国对遗嘱信托的制度构建起步较早,德、日等国对遗嘱信托的制度构建初见成效,而我国对遗嘱信托的制度构建意识也逐渐形成。需以前述诸国既有制度构建成果为基础,结合我国现实阻碍因素对遗嘱信托制度的立法体例、立法原则及具体规范等内容进行本土化、体系化构建,以顺应时代需求,契合《民法典·继承编》之目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