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动产与权利担保制度的商法属性解释论

《民法典》第388条对功能主义担保立法模式的引入,使动产和权利统一担保体系具有了较为鲜明的商法属性。但囿于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其商事元素大多隐藏在民事规范之下,不得彰显。现行担保体系对商事担保的特殊性及商事交易实践需求不能及时作出回应,对商事交易实践造成影响。故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需通过法律适用在实质上实现一般化一体规制,特殊化区分规制的立场。对此,商法视角的引入极为必要。商事担保以效益优先为价值理念,以功能主义为底层逻辑,在制度设计上具有更多的商事元素。利用区分原则,对担保体系中的民商事担保规范进行区分、整合,以形成担保体系“形式民商合一,实质统分结合”的体例。同时,商法思维的适用应兼顾商事规范的个性及民事规范的稳定,从而对动产和权利统一担保体系的商法属性作出回应,以期促进商事金融的发展创新。

《民法典》第1014条(姓名权、名称权不得非法侵害)评注

《民法典》第1014条规定的姓名权、名称权不得非法侵害,是姓名权、名称权的消极防御权能,其与《民法典》第1012条、第1013条规定的姓名权、名称权的积极权能,共同构成现行法律体系下关于姓名权、名称权权能的一般规定。对于涉及姓名权、名称权消极权能的法律纠纷,在其他法律如《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没有具体规定时,应回溯到本条作为规范依据。本条在立法技术上采具体列举+概括规定的方式,既明确了应予禁止的典型侵害行为,也将那些尚不足以预先概括其事实构成的侵害行为纳入现行法调整范围,从而使制定法能够跟得上社会发展而为姓名权、名称权提供充分保护。主张本条规定的典型侵害行为及其他侵害行为的权利人负有证明责任,需要证明行为人实施了干涉、盗用和假冒等行为,若权利人不能证明或提供的证据前后矛盾等,则要承担不利后果。

试析夫妻财产归一方所有约定的法律效力——以《民法典》为基础

正确处理夫妻财产关系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制度基础。夫妻财产归一方所有约定是夫妻财产关系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应当定性为我国《民法典》第1065条认可的夫妻财产制契约,是一种基于身份关系、伦理关系的夫妻财产安排,依附于婚姻关系而存在。认定夫妻财产归一方所有约定的法律效力,应充分考虑夫妻伦理、婚姻功能等因素的价值影响,结合内外效果的不同对其法律效力进行区别对待:在夫妻关系内部,一般情况下应认可该约定在夫妻之间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从外部效力来看,需要区分债权取得人和物权继受人等情形,并结合第三人是否知悉、时序上的先后关系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五条(自然人姓氏的选取)评注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五条是关于自然人姓氏选取的规定,旨在确定自然人姓氏选取的基本规则。本条共有两款,第一款是关于自然人姓氏选取原则与例外的一般规定,旨在在作为原则的父姓或者母姓与作为例外的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其他扶养人的姓氏及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的姓氏之间形成适当的平衡,解决自然人姓氏选取自由与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之间存在的冲突。本条第二款是关于少数民族自然人姓氏选取的规定,属于本条第一款的例外规定。由于第二款是引致规范,所以适用该款应以该少数民族自然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中有关姓氏选取的基本规则为前提;第二款亦是赋权规范,少数民族自然人既可以选择依据本款引致的规则选取姓氏,亦可以选择依据本条第一款规定选取姓氏。另外,获得我国国籍的外国人的姓氏选取,可以类推适用本条第二款。

《民法典》优良家风条款的法功能预期及司法实现

《民法典》优良家风条款以“家庭”为主体,明确了婚姻家庭“全方位人格”的公序良俗边界,补强了婚姻家庭法入典后的社会化表达。其可作为裁判依据和说理依据,借由司法审判的过程发挥倡导性规范的教化作用。援引优良家风条款审结的案件涵盖了正向解读和逆向解读,能够制衡婚姻家庭关系的财产法化倾向,较少出现司法裁判的异化。然而,优良家风条款的司法适用也存在泛化援引和说理不足等问题。司法机关需要明确不同情形下优良家风条款的援引规则,充分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进行释法说理,并在此过程中平衡婚姻家庭秩序与个人权利保障,把握心证过程的扩张与谦抑,以此实现优良家风条款德法相融的法功能预期。

《民法典》恶意串通条款的独立价值与规范释义

恶意串通行为并非违反公序良俗行为之子情形。在体系定位上,《民法典》第154条属于独立的合同无效制度。在适用范围上,《民法典》第154条可以对以股权等投资性权利为标的的转让、非商品房与动产的一物多卖、债务人的诈害行为损害担保人利益等案型中的恶意串通行为加以规制,具有独立的制度价值。恶意串通的主观构成聚焦于对“串通之恶意”的判断,当事人既需存在明知或应知行为可能导致损害之“观念”,又需具备积极追求或放任损害结果发生之“意思”。《民法典》第154条所称“他人合法权益”中的“他人”仅指向特定第三人。恶意串通的客观构成以“特定第三人财产利益”为中心,并以“造成实际损害”作为其必要条件。基于比例原则的考量,《民法典》第154条中的“无效”应为相对无效之法律效果,其只能由受害方主张,且仅相对该受保护的特定第三方无效。

文义的边界与文义解释的限度——《民法典》语境下的方法论展开

文字作为信息的传递途径和内容,是认知的起点。法律文本依附于文字,法律规范的意义同样以文字的意义(即文义)为基础。法律适用的过程,即法律解释的过程,始于文义,一定程度上也止于文义。文义有边界,超出文字意义的限度,即超出了法律解释的范围,进入法的续造领域,须借助类推等方式进行法律漏洞填补。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起点,但不是全部,有其限度;即便是文义清晰时,亦应将自罗马法以来的“明白无误规则”仅认定为一项推定规则,仍需结合其他解释方法,尤其是目的解释,来探求规范的“目的”和“意义”。《民法典》解释适用语境下,以解释论为面向,应坚持文义解释的方法论价值,亦应在此基础上超越其“文本”价值本身。

从《民法典》看涉核责任保险的未来发展

本文主要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对国内涉核责任保险展开讨论,在《民法典》颁布的背景下简要介绍了现有涉核责任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要求,梳理了《民法典》中涉及核与辐射领域的侵权责任法条,并与原《侵权责任法》进行异同比较,分析《民法典》中相关条款的作用和意义,结合国内涉核责任保险领域的实务场景,提出未来涉核责任保险的发展方向。

《民法典》施行后出卖人在所有权保留中的别除权

《民法典》引入了功能主义担保观,所有权保留基于其“担保功能”的特性可被纳入非典型担保中,但是仍具有形式主义色彩。学界对于所有权保留的法律性质有诸多争论,体现到破产程序中,便是赋予出卖人取回权或别除权的问题。在当前《民法典》背景下,所有权保留的法律性质具有双重性,单纯偏重所有权性质或担保权性质,不能完整地概括其本质。《企业破产法》基于以往的形式主义观念对所有权保留出卖人赋予取回权的模式遇到了诸多问题,别除权模式具有取回权模式所没有的优势,但是完全基于所有权保留出卖人权利的担保权属性,在破产程序中赋予其别除权,同样会导致形式主义担保观下片面侧重某一特性而忽略另一特性的问题。因此,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判断所有权保留中哪一特性起决定作用。德国的取回权与别除权二分模式有可借鉴之处,不妨将所有权保留类型化处理,对简单的所有权保留采取取回权模式,对担保属性更强的延伸的所有权保留采取别除权模式。

人类体外胚胎利用活动的私法回应——以《民法典》第一千零九条为中心

面对人类体外胚胎利用活动,《民法典》不仅选择积极介入而且决定有限开放。为避免潜在风险,《民法典》不仅直接规定了多种风险预防机制,如提高合法标准、设置三大底线和强调人格尊严,而且还间接引致了多种风险预防机制,如划定行为禁区、限制利用对象和实施伦理审查。即便是在《民法典》的框架下,对人类体外胚胎的利用活动所引发的损害进行救济依然是可能的。但是,《民法典》所能供给的侵权责任方案存在很多局限。因此,后续立法应同时引入其他损害救济方案。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潜在选择有强制责任保险方案、商业保险方案、社会救助基金方案和国家补偿方案。后续立法甚至可以建立同时包含四者的综合救济体系。为确保受害人能获得救济,应由国家兜底。

论《民法典》合同编中以人为本的法治思想

以人为本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向标,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作为《民法典》中最贴近市场经济运行的部分,《民法典》合同编全面贯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人为本的法治指向。这种贯彻体现在《民法典》合同编的立法方式和立法内容上,体现在其制度设置、权利义务的配置上,还体现在其以保障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己任、以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为目标的实践上。《民法典》合同编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温暖,体现着以人为本的关怀。

《民法典》视角下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研究

长期以来,在错误通知人责任承担的方面,我国立法存在规定不清、立法空白、责任承担不明确的问题。面对实务中频发的错误通知导致侵权的现象,《民法典》的出台对通知删除规则和错误通知人的侵权责任承担做出了新的规定,这顺应了司法裁判的现实需要,也更符合《中美经贸协议》提出的新要求。文章通过对《民法典》所规定的错误通知侵权责任制度进行分析,明确了错误通知行为的性质是一种侵害民事权益的行为,认定了错误通知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有利于解决当前网络侵权规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更好应对网络时代多变的现状以及探究通知删除规则的发展路径。

关于《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参与表决”的理解与思考

业主对物业行使共同管理权需要召开业主大会时,依据相关规定需有物业管理区域内双三分之二业主参与表决方能成功召开,即专有面积和业主人数都需过总专有的面积和总业主人数的三分之二参与表决,但在实践中,有些地区将《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参与表决”理解为“作出表决”,实质上抬高了业主大会门槛,造成当地业委会成立换届等需业主共同表决投票事项失败率过高,大量小区公共事务因表决失败而陷入了困境,没有解决小区问题,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民法典》下农村法治建设问题探析

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农村法治建设是我国重要的社会治理内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本文根据《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情况,探讨法典对农村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发现了我国农村法治建设受到村民法律意识不强、执法人员职业素质不高、法治宣传形式单一、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的影响。因此,要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加强普法队伍建设,推动农村法治思想宣传多样化,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供给体系,进一步促进农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论《民法典》“绿色原则”适用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绿色原则”入《民法典》,是对新时代环保问题的有力回应,且在相关的司法判决中表现出了自身的价值与力量。但是于争议中诞生的“绿色原则”先天便带有缺陷,导致在司法适用的混乱,遭到了社会广泛质疑。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后发现,该原则存在语义模糊性、法律规则支撑不足、与物权关系不明确等问题,导致在实际司法裁决中的应用受到限制。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对“绿色原则”的相关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并借助法律解释规范其含义。此外,可以考虑适当扩大解释,在调和公权与私权的关系上找到平衡,以填补法律漏洞,确保其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效应用,有效应对新时代环保挑战。

从《民法典》新规谈抵押财产转让制度

《民法典》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可转让抵押财产。这一新规改变了以往担保物权对所有权变更的限制,增加了抵押财产的市场流通性,降低了设定抵押的财产的处分成本。新规的实行对于房地产交易量的提升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也让中小企业能够通过转让抵押财产增加流动资金,放大融资杠杆。但同时新规削弱了抵押这一传统强担保方式的效力,可能造成抵押权人主张抵押权利的难度和风险加大,给抵押权人造成损害。因而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需相应调整相关合同条款及贷款政策,以规避由抵押财产转让造成的风险。

探讨我国《民法典》居住权设立规则的解释与适用

在现代社会,居住权作为保障个体基本生活需求的重要法律制度,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为居住权的设立与保护提供了更加全面、系统的法律依据,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民法典》中居住权设立规则的解释与适用,通过对居住权主体、客体及变动规定的细致分析,以期为推动居住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应用与不断发展贡献力量。

《民法典》中关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妇女,应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合法权益。我国积极研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和法规,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妇女合法权益的保障体系,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的公正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妇女仍然可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尤其是农村妇女。2020年5月28日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进一步保障了妇女的合法权益,涵盖了婚姻家庭,财产权益、继承等方面的规定,将妇女在婚姻中、家庭生活权益中、个人人身权益等权益中的保护进行了深刻的落实。本文将对《民法典》中关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规定进行分析,希望通过宣传等活动,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

《民法典》视域下的手机APP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研究

本文围绕《民法典》视角下的手机APP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展开讨论。首先分析了《民法典》中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框架,重点关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数据处理主体责任等规定。接着对手机APP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展开分析,涵盖信息收集、安全保护、用户权益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然后阐述了《民法典》对APP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质影响,包括加强法律规范、提升用户权益保护等方面。

《民法典》对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践意义——以上海市为例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相关政策的制定应当符合本国经济发展脉络,顺应时代潮流。2023年1月,上海市为进一步优化地方营商环境,紧跟世行营商环境评估新标准,公布并施行了6.0版本营商环境政策《上海市加强集成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借此机会应当通过《民法典》的施行理清尚未解决的一些制度管理与法律适配问题,例如世界银行国际标准与本国特定环境的兼容性、政府政策与市场自由之间的平衡调整等,明确《民法典》对营商环境的促进与保障作用,充分合理协调市场主体主观能动性与政府宏观调控的相互衔接程度,以符合国民对后疫情时代提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