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法典》人格权编到《个人信息保护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专门立法,是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之个人信息保护规范的基础上继承和创新而来,二者协力共同构筑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体系。《民法典》人格权编确立了个人信息民事权益的基本框架,《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个人信息的性质、定义、类型、处理原则、处理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等方面发展了《民法典》的规定,更具有可操作性。《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规定了个人信息的国家保护义务,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建构了全面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在法律适用上,《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存在前者优先适用以及二者协同适用两种情况。

《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的宪法学省思

民法典人格权立法不仅是民法学界的事情,也与宪法学有关。因为宪法是整个法律体系的价值基础,人格权最早又是从宪法规范衍生出来,民法典人格权规范的设定要符合宪法的精神。从宪法视角看人格权立法可以发现,近现代的"人格权"概念与古罗马时期表示人的主体资格的"人格"概念没有实质联系。人格权是个人自由建构、自由维持和自由展现其人格(或个性)的权利,是在人性尊严(人格尊严)之下,和平等权并列,并作为宪法列举的特别人格权之补充的概括权利。从宪法视角看《民法典》人格权立法,在姓名权方面,应将姓名登记和变更规范列入行政立法的范围;在肖像权方面,应将肖像制作权纳入肖像权的范畴,并将公众人物作为肖像权的抗辩事由;在名誉权方面,应将内在名誉(或名誉情感)列为名誉权的保护对象,并把对抗性言论作为名誉权的抗辩事由;在隐私权方面,应注意给予个人最核心的私密领域以绝对保护,并为隐私侵权设定相应的抗辩事由;而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也应在兼顾大数据经济的前提下,要求信息收集者对个人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

《民法典》“人格权编”对身体权保护的立法回应——兼谈完善《民法典》身体权条款的若干建议

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对身体权的行使从消极的防止侵害转向积极的支配,传统身体权理论受到挑战。《民法典》“人权权编”首次对身体权作了进行系统性规范,回应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但其对身体权的保护仍有一定的完善空间,即应当廓清其内涵和外延,并将身体相关部分纳入其保护范围,补充其行使规则和侵害身体权的民事责任规定。

《民法典》视角下的名誉权保护制度

名誉权是《民法典》人格权编所规定的一种重要人格权,也是实践中纠纷最多的具体人格权类型,其关系到民事主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受尊重程度。完善名誉权保护制度对于民事主体至关重要。《民法典》人格权编从明确名誉和名誉权的内涵和外延、明确死者名誉受法律保护、妥当处理名誉权保护与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之间的关系、合理划分文学创作自由和名誉权保护的界限、明确赋予民事主体对失实内容的更正删除权等五个主要方面对名誉权保护制度作了完善。

人格尊严:民法典人格权编的首要价值

人格尊严的至高无上性,也必然要求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立法充分彰显人格尊严的基本理念和精神,这是整个人格权法的价值基础,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宗旨就在于维护人格尊严。在人格权的行使过程中,人格尊严和自治也会发生冲突。在此情形下,如果法律对私法自治没有任何限制,就意味着要尊重当事人的自治,但由此会带来导致不利于人格尊严的结果。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将人格尊严作为其首要价值,就必然要求在人格尊严与财产利益的保护发生冲突时,应当向人格尊严保护倾斜,这种优先保护人格尊严的价值理念对于准确理解和运用人格权编的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个人信息私法保护动态系统论

在信息化和大数据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初步呈现刑事、民事和行政三足鼎立的状态。作为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三大支柱之一,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应当采用一种动态化和体系化的方式。个人信息法律性质和立法模式的明确为其起点,个人信息应当是一种独立于隐私权的新型具体人格权,应当实行"《民法典》概括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具体规定"的立法模式。个人信息权利内容的完善和保护手段的扩充是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延展。侵害个人信息所产生的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则是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终点,侵权责任应当采过错推定责任的归责方式,精神损害赔偿应当包含于违约损害赔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