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知识产权条款评析及未来立法展望

世界各国民法典对于总则编知识产权条款的设置有单一模式和全面模式两种,我国《民法总则》采取了前者,仅在第123条对知识产权进行了规定。与《民法通则》相比并未有太大进步,反而在条款数量上有所弱化。在内容上,尽管其有一定的进步,但也存在着诸如对权利特性的描述值得商榷、对客体类型的规定不够完整等缺憾。《民法总则》第123条主要起到一种宣示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范畴的功能,却无法实现对知识产权单行法的统领功能。立法者应考虑基于知识产权法自身体系化的逻辑要求和法律适用的现实需要,在民法典编纂工作完成之后,适时启动我国知识产权法典的编纂工作。

论《民法总则》知识产权条款中的“专有”

《民法总则》第123条将知识产权定义为"专有的"权利,本意是彰显知识产权的特征,尤其是区分物权与知识产权。该立法表述既源自"专有性是知识产权的特征"这一理论通说,也源自对知识财产保护中专有权模式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模式二者关系的忽视。"专有性是知识产权的特征"在逻辑上无法证立。出于法教义学的目的,此条的"专有的"限定只能被解释为一种语言习惯,既不意味着在实质上肯定了专有性是知识产权的特点,也不意味着排除了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

《民法总则》中知识产权条款的意义与影响

作为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的链接点,《民法总则》第123条不仅与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相呼应,而且展示了民法典关注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时代需求。《民法总则》中的知识产权条款具有明显的宣示性,但缺乏可操作性。知识产权法的扩张与民法典的形式理性不必然存在冲突。形式理性不仅在于严格的形式逻辑,也体现于普通法的去芜取精。《民法总则》的基本规定适用于知识产权法。但在某些具体方面,《民法总则》与知识产权法在瑕疵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请求权基础、数据保护等方面存在差异性。

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缓和——兼对《民法总则》第123条条文的分析

《民法总则》第123条通过列举知识产权客体的方式,对知识产权进行了概括性定义。该条确立了知识产权类型的"7+N"模式,即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地理标志权、商业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这7种权利,再加上代表"N"的兜底款项。不过,这一兜底款项采取严格的法定主义,排除了行政性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和判例创设新的知识产权类型。因此,司法实践中要进行扩张性立法解释,并加强知识产权立法工作,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权利体系。

《民法典》知识产权条款立法研究——兼论“民商知合一”立法体例的构建

我国《民法典》知识产权条款链接立法模式属于知识产权立法的体系化路径。在该立法模式中,知识产权链接条款包括狭义链接条款和广义链接条款,与知识产权单行法律相结合形成“点—线—面”的法律规范体系布局,能够克服立法技术和立法成本的障碍。《民法典》构建了“民商知合一”立法体例,形成了民法、商法和知识产权法的紧密互动和有机融合,体现了知识产权法与商法在调整对象、价值导向、法律原则、制度规则和立法技术等方面的共通性。在此立法体例下,《民法典》各分编知识产权条款可以在知识产权质押、知识产权用尽、转让不破许可、惩罚性赔偿等方面进行完善,促进知识产权立法的体系化构建。

从类型化到法典化: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发展与变革——以《民法总则》第123条为切入点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正处于从类型化向法典化发展的转折点,《民法总则》第123条关于知识产权的专门规定则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长期以来知识产权类型化的立法成果为《民法总则》第123条所认可;未来知识产权法典化的立法进程也以《民法总则》第123条为起点。鉴于此,有必要回顾知识产权类型化的发展历程,明确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现实需要,厘清知识产权法典化的发展趋势,做出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未来选择。

《民法总则》第123条的功能考察——兼论知识产权法典化的未来发展

《民法总则》第123条是我国民法典中唯一一条对知识产权进行集中性规定的条文。该条在功能上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价值宣示功能被弱化,统领法律体系功能存在缺位,促进法学研究的功能尚有限,未必能有效地实现立法者所期望达成的目的。在民法典编纂的轨迹之外,知识产权领域本身也在走一条逐步体系化并最终迈向法典化的道路,许多国家先后制定了单独的知识产权法典。立法者应从促进知识产权法律的体系化、宣示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和刺激知识产权研究等方面出发,适时启动我国知识产权法典的编纂工作。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知识产权条款之重构

我国现行婚姻法在列举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对象时仅涉及知识产权的收益,并不包括作为收益之"源"的知识产权,这样的制度安排割裂了知识产权的收益与知识产权之间固有的内在联系,造成不必要的实践困惑,理论上的解释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将知识产权作为夫妻共有财产在内在的逻辑支撑、财产平等理念的贯彻、现有制度问题的缓解等方面均可找寻到充分的理由。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应对知识产权条款进行重构,即承认知识产权可成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对象;对作为知识产权创造者的夫妻一方赋予专有的管理共同财产的权利;明确管理权行使的条件约束,包括管理权的行使是基于双方共同利益的考虑,对管理者施加勤勉的义务等。

民法“一般条款”对知识产权的最终补充保护——以德国法兰克福州高等法院裁定为研究起点

当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利益被他人以新技术手段侵害而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又难以适用时,人们首先会考虑借助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补充传统知识产权法保护的不足。然而,当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受到限制时,民法是否会提供最后的保护,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此,德国法兰克福州高等法院的一个裁定对我们颇具启示。

浅议知识产权与我国《民法典》 兼评民法典草案总则第八十九条

知识产权是否应该收入民法典是民法典草案起草过程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但民法典草案最终并没有将其纳入，只是在总则中对其作了一般性的规定，列为第八十九条，这一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仍存在着问题，本文将就此作具体探讨，并提出修改建议。

知识产权立法中的问题:基于民法总则第123条的讨论

知识产权与民法典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议题,民法总则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突破,仅仅通过第123条一个条款来提示了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一部分的地位。该条在权利定义的格式、权利客体事例的列举以及“其他规定”的使用都使得它难以胜任作为知识产权上位法的重任,因而给未来的法律实践留下了不确定性。

民法草案中知识产权篇(总则)的专家建议稿及说明(上)

不可否认,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部分。但是自从中国学术界开始民法法典化的讨论以来,知识产权法是否应纳入民法典的问题曾一度十分尖锐。撇开种种观点,当时间推进到2002年元月时,全国人大法工委决定由本文作者郑成思教授主持起草中国民法典中的知识产权篇;2002年年底《民法》(草案)提交给九届全国人大第三十一次常委会,此次《民法》(草案)中并没有将"知识产权法"按照原计划作为专篇列入法典中,作者称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满意的选择。本文刊登的是提交给常委会的民法草案中《知识产权篇》的总则部分,即"对共同条款部分的说明",之所以选取总则部分刊登,作者原文中的这段话最能说明问题。"不仅仅我自己在2002年1月同意了这项起草工作,在2002年9月法工委召开的民法典专家讨论会上,与会的知识产权专家们,包括已经发表文章明确不赞成将知识产权整体纳入民法典的教授,也都表示了不反对、并且积极参与民法典知识产权篇的起草。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出发点主要是:日后如果发现建议稿中大部分‘一般条款'不是能收入民法典总则、就是能收入民诉法,而真正属于‘知识产权一般规定'的并不多,起草工作也没有白做。原因是那时的民法、民诉法就将真正被归纳与抽象到能够覆盖知识产权的高度了。从这个角度看,与民法起草同步地研究着知识产权在其中的位置及作用,能够促进而不是妨害民法典的不断完善。"这也正是我刊刊登此篇文章的真正意图,期望通过对共同条款的说明,使读者对知识产权法甚至民法中基础问题和共同问题的研究有所了解,并促进此类研究。

知识产权作为第一财产权利是民法学上的一个发现

民法总则是人身与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制度的总章程。知识产权是与物权属于同一逻辑层次、处于同一位阶的民事财产权,知识产权法是民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法制度应将知识产权位列财产权利之首,这是财产制度漫长运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既是逻辑的,也是实践的。建议我国民事立法转变财产观念,在民法总则中将知识产权列为首要的财产权利,这将成为我国对各国民法典的一个超越。

体育赛事法律性质的民法解读——以《民法典·民法总则(草案)》为背景

体育赛事法律保护的逻辑前提是要搞清体育赛事的法律性质问题。以《民法总则(草案)》为背景,站在民法财产权的宏观视阈下,以财产权体系为坐标,聚焦体育赛事在财产权体系中的具体位置,是研究体育赛事法律性质的必要之举。分析认为,体育赛事无法单一地归入到物权、知识产权之中,因此,它是一种新的混合型财产,需要在类型化的基础上,对其中一部分满足知识产权法要求的艺术型体育赛事应将其归入知识产权客体;对于非艺术型体育赛事,可以将其作为一类特殊的"物"加以对待,适用物权规则。从法律实践操作层面来说,对体育赛事最好的规范方式是专门法的形式辅之以民法典的一般性法律规则。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实施十周年

自2008年6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在知识产权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分析我国《民法总则》知识产权条款的制定、《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其他一些法律法规的修订,以及上述法律的制定和修订对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影响。针对未来的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建议将现行的《专利法》一分为三,分别制定《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和《外观设计法》;强调注册商标的使用,剔除虚假的商标注册申请;结合我国知识产权法院体系的建设,改革专利权无效宣告制度;制定《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和《知识产权法典》。

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的适用

知识产权法应落实《民法总则》创立的绿色原则。侵害知识产权行为成立,但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销毁侵权产品等法律责任将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从而不利于绿色发展的,若有知识产权规则可循,则司法机关应依规则不判令侵权人承担前述责任;否则,则应依据绿色原则,对权利人享有的停止侵害、销毁侵权产品等请求权予以限制,以维护绿色发展利益。

知识产权制度对民事立法的几点启示

虽然"知识产权法"长期以来被许多学者视为民法的特别法,或者说知识产权问题只是纷繁复杂的民事法律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但不容否认的是,知识产权法自诞生以来就有了一条相对独立的成长之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的进步,依赖知识产权法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同时促使相关的法律制度与规范也越来越完善,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越了作为其上位法的民法的前进步伐,形成了更加合理的规则与制度体系。通过对知识产权法上一些问题的思考与辨析,为民法总则的起草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思路。

《民法总则》“知识产权条款”的评析与展望

我国《民法总则》已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该法涉及知识产权制度方面的规定仅一条。由于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和无形财产权,并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其地位日益重要,未来在《民法总则》修订中需要对知识产权制度设立专节规定。针对知识产权制度的规定,需要在知识产权的定义、知识产权的范围和内容、知识产权取得和行使原则、知识产权限制等方面进行补充与完善。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民法总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在《光明日报》2017年6月1日撰文《从国家治理角度看民法总则》认为，民法总则是全部民法制度中的基础性立法和纲领性立法，因此，该法也是担负国家治理基础性作用的重要立法。一方面。民法上的所有权在建立和稳定社会基本秩序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此外，民法上的知识产权制度、合同制度、侵权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在发挥着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主体的特定化具体化、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特定化具体化实现了民法总则在国家治理中所担负的职责。民法总则在完成国家治理的职责中担负的是给民法以及商法、知识产权法、社会法等涉及民事权利的各种法律建立基本的、纲领性的、统率性的系统规则。

知识产权“入典”与民法典“财产权总则”

关于知识产权制度与民法典的连接,在近现代民法典编纂活动中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其"范式"选择尚在探讨之中。由于财产权类型的扩张和财产权体系的重构,有必要在民法典中设立"财产权总则",其任务一是对包括知识产权、商事财产权在内的财产权制度作出统领性、整合性规定;二是使知识产权归属于民事权利体系,但避免在民法典中平行移植相关规定。"财产权总则"中的"知识产权一般规定",主要涉及权利属性、权利客体、权利本体、权利产生、权利效力等私权性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