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分析——基于公司治理视角

利用2007—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逆向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逆向混改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机制检验表明,公司治理是逆向混改抑制非效率投资的中介变量,但是终极控制人的参与会使中介效应失效。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民营企业内外部环境对混改的正向效应产生影响,内部控制质量好和市场化程度高有助于发挥混改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效应。本文结论丰富了混改的后果研究,为推动混改、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地位感知与民营企业长效污染治理

地位感知反映企业主的社会心理,是影响民营企业治理水平的“软抓手”。从交纳治污费的末端治理,转向采购治污设备、绿色创新和流程改造等前端治理,是民营企业建立长效污染治理机制的体现。本文实证检验了地位感知对民营企业长效污染治理的影响,并给出社会心理机制的解释:(1)地位感知越高,企业前端污染治理投入越高,但对末端污染治理投入没有显著影响;(2)表征能力动机的经济地位感知对前端和末端治理投入均有显著正影响;(3)表征利他动机(或亲社会动机)的社会地位感知只会提升前端污染治理投入;(4)表征声望动机的政治地位感知对前端和末端污染治理均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减少企业的环保违规;(5)地位感知也会改善企业主经营信心和预期,优化企业污染治理。此外,正式污染治理制度不足时,地位感知的作用凸显,二者呈替代关系;地位感知的长效污染治理效应依赖于民营企业的绩效实力。研究结论从改善民营企业污染治理的角度,提供了对肯定民营企业家地位的社会价值的认知,具有有益的政策启示。

我国民营企业行贿治理的模式及其优化——以对域外企业行贿罪治理模式的比较考察为视角

治理民企行贿对于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建设廉洁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长期的反腐败实践中对民企行贿行为基本形成了“惩处型”治理模式,表现为“宽严相济”“纪法共治”“受贿行贿一起查”“多元联合惩戒”特征。该模式与域外企业行贿罪治理模式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显著中国特色,反映了我国反腐败制度和实践的国际通用性与本土性。对民企行贿的治理应立足现有模式的生成逻辑与优势,针对存在的短板,借鉴域外企业行贿罪治理的有益做法,向“标本兼治型”治理模式转型,在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制度等方面全面革新,综合施策,实现民企“不敢、不能、不想”行贿的局面。

民营企业内部腐败治理之优化--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视

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治理是国家整体腐败治理举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内容的修改是优化民营企业腐败治理的重要立法措施。民营企业的刑法平等保护精神在《刑法修正案(十二)》中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明显的落实。当然,民营企业的内部腐败治理任重而道远。

民营企业“反向混改”的治理效应发挥几何?——基于监管问询的证据

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反向混改”路径是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抓手。与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国有资本的“资源效应”不同,本文基于监管问询制度情境,分析并检验国有资本参股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治理效应”这一重要但却被严重忽视的问题。以2015—2019沪深A股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对问询函接收概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比例越高,民营企业被问询的概率越大,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制度环境好、无参政高管和家族制民营企业三种情境中,上述效应能够得到缓解。进一步探索这一效应的内在机制发现,现阶段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后,在公司治理方面更有可能带来行政干预效应,不仅会削弱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还可能降低会计信息质量,进而增加企业被监管问询的可能性。本研究基于中国制度背景拓展了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边界,同时为政府和企业进一步分层分类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参考。

国有大股东治理促进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在逆向混改和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有大股东治理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以监督制衡、内部控制、融资约束和社会声誉为切入点,探讨“逆向混改”中国有大股东治理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发现:国有大股东治理可以显著提高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国有大股东治理通过提升监督水平、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社会声誉等多渠道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在国有大股东治理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将国有大股东的积极治理效应概括为“异质大股东的优势互补”,如此不仅构建了“逆向混改”的理论分析框架,而且为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背景下企业内部治理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民营企业的治理能力测度及优化策略研究——基于89家上市民营企业的实证分析

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潜力大、行业分布广泛,东部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更是展示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提升治理能力。基于此,本文从组织建设能力、关系协调能力、内外监督能力三个层面,构建民营企业治理能力的测度指标体系,并使用熵权TOPSIS法,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89家上市民营企业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治理能力水平较优的民营企业呈现家族成员持股比例不高、董事长与总经理不兼任、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等特征,据此提出优化民营企业治理能力的策略。

民营企业关键岗位人员受贿犯罪治理的改革路径

为优化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需对民营企业关键岗位人员受贿问题进行有效治理。《刑法修正案(十二)》以平等保护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为原则,降低了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的立案门槛,将民营企业内部腐败问题治理力度推向了新高度。在此背景下,建构民营企业关键岗位人员受贿犯罪治理体系是能动司法兼顾“治罪”和“治理”效果的基本前提。可从确立“惩”“防”兼顾的治理理念、引导民营企业建立健全廉洁合规计划、严密信用监管体系、完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协作机制等方面着手,以更好保障我国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论股权结构改革对民营企业治理的影响

股权结构是企业治理的基础,通过股权结构改革,可以促进民营企业在经营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以及改善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治理效率,从而达到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目的。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股权结构改革工作有序推进,始终遵循着“尊重历史、兼顾现实、循序渐进、分类指导”的原则,实现了股权设计的多元化,不仅优化了企业的治理结构,还改善了企业治理水平。在当前民营企业改革过程中,股权呈现的一般性结构特征表现在高度集中、适度集中、高度分散和均分设计,为企业治理工作带来了激励效应、监督效应、约束效应和决策效应。未来,民营企业的股权结构改革工作需要继续推进,从优化股权结构、引入多元投资主体、完善董事会制度、建立约束和激励机制四个维度着手,避免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过度集中、内部人控制等诸多问题,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水平。

逆向混改助力民企创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逆向混改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吗?以A股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资本参股的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后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参股对于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存在异质性影响,即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而对探索式创新投入无明显作用(国企“两利一率”考核压力影响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作用);其次,缓解融资约束与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是上述关系的作用机制;再次,制度环境、行业竞争和技术董事数量等情境因素会影响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治理效果;最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通过提高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方式提高民营企业价值。通过揭示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回应了国有产权对民营企业创新作用的研究分歧,也拓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

长乐民营企业的缩影——记伟达针织有限公司发展之路

与伟达针织结缘有点戏剧性,外孙女在长乐网龙星纪园小学念三年级,学校有一个与家长互动环节,每周要请学生家长给学生讲课,轮到我家,不巧女儿女婿出差,问校方姥爷行不行?学校答复也可以。我便给小朋友讲故事,开场说我曾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上班,一个小女孩等课结束,飞快的跑到走廊打电话给爸爸,问咱家工厂是不是属于纺织?他爸肯定后,小女孩说认识一个爷爷,是纺织协会的。

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构建

企业合规制度的基点在于引导民营企业守法规范经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效能实现的重点也在民营企业,构建体系化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具有重要价值。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建立完整意义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提供了契机,但存在适用范围不清、制度成效不明、行刑衔接不畅等问题。应当推进民营企业合规制度的四个延伸,从中小民营企业合规向大型民营企业合规延伸,从治理性合规向预防性合规延伸,从行政司法外部合规治理向企业内部合规管理延伸,从刑事合规到行政与刑事一体化合规延伸,形成行刑一体、内外结合、治防兼及、覆盖大中小各类民营企业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

“反向混改”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国有资本参股视角

民营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如何推动其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基于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视角,探讨国有资本参股这一“反向混改”形式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实证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有利于缓解民营企业数字化人才匮乏和代理冲突问题,进而可赋能其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小规模民营企业、成长性较高的民营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的民营企业及单一国有股东参股的民营企业,其国有资本参股的数字化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该结论为明晰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共同推动数字化发展的联动机理、依托“反向混改”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提供了经验证据和路径参考。

国企混改、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研究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新时期国企改革的重点。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系统分析国企混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以2010—2022年全部沪深上市国有企业数据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引入战略投资者这一混改方式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企混改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公司治理在国企混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能够起到部分中介传导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企混改政策的推行本身对于企业绩效有积极的政策效应;国企混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在央企和地方国企、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里均有所不同。因此,政府应发挥引导和监管作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资本合作共赢,战略投资者也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助力国资民企合作共赢。

金融敏感性企业集团的公司治理与政府监管

金融敏感性企业集团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存在,但尚未引起必要的学术关注,更没有得到必要的政策覆盖。科学界定、细致识别金融敏感性企业集团,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改进公司治理、改善政府监管,不但有利于企业自身健康地、规范地发展,也有利于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金融敏感性企业集团的公司治理改进,应该健全基于穿透式披露的关联交易和关系融资决策程序、风控体系,应该规范破产方案和跨境并购重组方案的审查制度,并可以考虑对高管与董事的薪酬决定机制进行改革。金融敏感性企业集团的政府监管改善,应该在企业自身穿透式披露的基础上,建立适当的资金流监视与预警制度,并且应该加强对涉嫌金融犯罪的调查与执法工作,以及强化国家协作机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金融敏感性企业集团的议题,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敏感性,需要在深入研究和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寻求一种合理平衡的、适可而止的公司治理指南和政府监管框架。

新《公司法》下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与合规管理

新《公司法》的颁布实施,将国家出资公司范围内的全部国有企业的合规管理要求,从政策层面提升至法律层面。公司作为国有企业组织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应将合规管理纳入公司法人治理范畴,并在合规管理体系建立和实施中,遵循合规管理职能部门与公司最高管理层直接接触、合规管理权独立及适当原则,加强公司党组织对合规管理的领导,以此保障合规管理的有效性,以及推动国有企业在法治轨道上的高质量发展。

碳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治理耦合协调对能源企业价值的影响

利用熵权法、主成分分析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分别测算2012—2021年国内能源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质量、公司治理综合指数和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同时探究其对能源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表明:能源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治理耦合协调度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通过分组回归发现,公司治理水平高的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治理耦合协调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为显著。

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

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地位和内容也随时代不断发生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人团”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委(党组)领导下的现代公司治理,都是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实践探索的产物。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演进过程,可为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提供经验借鉴。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需要完善的公司治理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打造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完善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作为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必备要件而提出的,而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这意味着,一流企业需要一流的公司治理制度。

公司治理对制造企业碳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制造企业是打造制造强国、打赢“双碳”攻坚战的重要力量。碳绩效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和低碳发展的综合指标受到普遍关注。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A股制造企业为样本,探究公司治理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能显著提升制造企业碳绩效;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公司治理能通过提升数字化转型程度以及缓解融资约束的方式推动碳绩效的良好发展。此外,受区域异质性的影响,公司治理对东部地区的制造企业碳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中西部地区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