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抒情性·似真性——《民谣》先锋历史叙事的独特性探析

《民谣》是一部典型的先锋历史叙事作品,既有乡村历史故事的重述,又有先锋叙事形式的探索,还有片断、琐碎的温情怀旧,呈现出互文性、抒情性与似真性交杂并呈的独特艺术景观。这使得作品超越以往的再现型、抒情型、表现型及其自反性历史叙事,成为它们的综合,刷新了以往先锋历史叙事的创作路数,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现实、人性及知识分子精神复杂性的思考与探究。

意念的书写——评王尧长篇小说《民谣》

长篇小说《民谣》的故事完全建构在作者的记忆之上,不管是人物的出场还是事件的延展,以及隐匿在乡间的人伦情感和时事更迭都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意念的书写穿插其中也覆盖整部作品;同时,《民谣》故事性的呈现不是最主要的,作为批评家的王尧在这部长篇创作中似乎更注重对语言的打磨和锤炼,以及在这些感知性语言描写的背后对人物、事件导引的尝试,其中夹杂着对死亡、时间、善恶的思考。

《民谣》的读法——从声音和口述史进入

王尧的《民谣》呈现了一种游走于文字与音乐、文学与历史、叙述与现实的形式美学。声音可作为解码《民谣》的关键,王尧注重捕捉听觉经验,通过描绘特定的声音景观营造潜在的文化图景;此外,《民谣》亦可视为口述史文本来阅读,小说从小人物的角度书写集体化的历史,挖掘被历史排斥或遮蔽的人,借此来勾连个人与历史、细节与故事,揭露历史叙事遮蔽的深层结构,洞察革命史的复杂性和暧昧性。本文通过以上两种读法开掘《民谣》的叙述结构,认为《民谣》以意识活动为元语言,为故乡作“史”,使得作品对历史的表现由叙述层面进入对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层面。

《民谣》的汪曾祺“味”

汪曾祺曾用充满诗意的散文式语言风格书写了高邮的人间烟火气息,熔铸的是儒释道三家融合以后的中庸思想,而王尧的新作似乎也呈现了这种模式。王尧的第一部小说作品《民谣》运用散文体语言风格,以少年王厚平的视角复写中国历史长河中虚实难辨的记忆片段。《民谣》呈现了与汪曾祺相似的散文化语言风格,为小说增加了诗意,同时也冲淡了文本的悲剧效果,融合的是汪曾祺所阐释的充满人情味的儒家精神。《民谣》呈现的整体风格与汪曾祺小说散发的韵味不谋而合,隐藏在这其中的原因则与王尧作为批评家的身份有关。王尧作为批评家对汪曾祺有着深入的研究,因此学习了汪曾祺式的书写风范,《民谣》整体隐约散发着汪曾祺小说作品中的味道。

重建一种内在的中国叙事——诗教传统与《民谣》的当代历史叙述

《民谣》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书写乡土更新、革命沉浮、家族变迁、个体成长的长篇小说,也不只是一部带有地域特色、民间色彩的作品,作者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以文学的形式重述乃至重建现代中国的历史,尤其是革命中国的历史。与通常的当代历史叙述不同,《民谣》秉承究天人、通古今的历史精神,赓续温柔敦厚、中正平和的诗教遗风,将当代历史纳入源远流长的文化命脉之中,写出礼乐中国的现代新命。作者不以今释古、以西释中,而是在道术为天下裂的现代性语境中,在历史的断裂与连续处,从内在于传统自身的文明论视角,深入古典、启蒙和革命传统内部,在精神的辩证运动中沟通、整合不同传统,以富有创造性的文学形式和见微知著的文章笔法,重建了一种具有整体性的内在的中国叙事。《民谣》不仅为“新‘小说革命’”提供重要文本,也对回应当代重大思想问题、应对当下精神文化危机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反“伤痕”写作的叙事风格、语言及其他——评王尧的《民谣》

王尧的小说《民谣》呈现出一种反“伤痕”写作的叙事风格,相对于伤痕写作而言,这类写作以更加平缓、克制的叙事口吻来处理此类背景下的伤痕题材,为在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伤痕文学提供一种新的美学风貌和叙事路径。在这种写作风格之下,《民谣》的语言呈现出其独有的“调性”,作者在“民谣化”语言富有节奏和张力的叙事链条中,建构起小说独有的审美秩序。这样的写作对王尧所提倡的“小说革命”做出了有效回应,也在当代小说的图谱中为乡土书写和革命叙事开拓了新的阐释空间和实践路径。

明净与压抑——论王尧小说《民谣》的汉语诗学

长篇小说《民谣》以江南水乡的明丽意象,借用隐喻等方式,反而激活了王大头霉味的记忆,写出了少年王大头眼中和心中灰暗的诗意江南。王大头所用的成人化的少年视角,看到的是莫庄人们的平凡人性。麻绳型的叙事方式,表现了莫庄的过去与现在交织的立体生活。明净的语言、隐喻的多样、成人化的少年叙事和麻绳型叙事,表现了1972年前后江南水乡一少年所经历的压抑生活;以及在这种压抑生活中少年的成长。《民谣》延续和发展了沈从文《边城》、何立伟《白色鸟》等小说的汉语诗学。

《民谣》中的地理图式及其构建方式

王尧长篇小说《民谣》出版之后,引起了文坛上下的热议。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部突破文体界限的小说,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以“革命叙事”为主体的小说,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而我认为它是一部以地理叙事为主要艺术手段的回忆性小说。本文着重讨论小说中的地理图式的建构问题,包括地理图式的概念、地理图式的来源、地理图式的形态、地理图式的审美价值等。没有以地理图式的建构为主体的情感投入与艺术审美,就没有小说强大的思想和艺术魅力。

叙述视角、叙事基调与叙事美学--《民谣》的叙事宫殿

《民谣》的问世离不开王尧先生号召的“小说革命”。小说构建了一座叙事宫殿,在碎片化的叙事节奏中构建了轻逸的叙事美学。这座宫殿分成三大园地:有限与无限、停靠与游离的叙述视角;碎片化与散文化的叙事基调;“轻”叙事与开放叙事的叙事美学。小说精湛的叙事艺术实现了对传统现实小说的超越,也避免了流于形式实验而沉迷于叙述圈套,在碎片化的历史与时空架构中呈现出“非自传性”的“我”的精神成长史。

当记忆遭遇虚构——读王尧的长篇小说《民谣》

这类记忆无疑有误,我无法说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已经逝去的年代,特别是我自己内心深处的细节。坦率说,我没有什么故事,可能只有细节。据说没有故事,是小说的大忌。我研究了很长时间,也说不清楚故事是什么。近几年来我自己的记忆力衰退,多数中学同学的名字我都记不清楚了。我在记忆中去虚构,在虚构中去记忆。——王尧《民谣·杂篇》现状从来就不是我们所看见的样子,我们所经历的现状总是包含着对刚经历的过去的记忆。

记忆、历史与叙事探索——读《民谣》

《民谣》由精神衰弱的“我”、作为回忆者的“我”以及隐含作者三种声音叙述而成,并设置内篇、杂篇和外篇三部分文本,将第一人称叙述发挥到极限,在个人的有限性中展现出历史的丰富性。这种“多声部”的叙事使小说摆脱了线性时间的限制,转而在空间维度和细节感知上建构历史。《民谣》可以看作是个体记忆与历史记忆相抵牾的叙事,小说通过“我”与自己、与历史的对话,传达出作者对历史的追问与反思。王尧似乎有意将权力意志如何塑造记忆的过程呈现出来,这种独特的元小说气质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阐释历史的新方法,以及作家与历史关系的新开始。

《民谣》的叙事学分析

本文旨在从叙事学的角度对王尧的长篇小说《民谣》展开分析研究。一是作者对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也即事件在故事中的时间顺序和其在叙事中排列的违时间顺序之间关系的巧妙安排。二是故事的反复能力与叙事的反复能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热奈特所谓叙事上的“频率”问题。三是作者对叙事内容进行调节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发挥的方式。

“有情”的回忆——王尧《民谣》读札

王尧一贯强调作家在创作中要反映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突出个人品格并彰显思想能力,力求以文学的方式为这个时代留下自己的肖像,他近期提倡的“新‘小说革命’”延续了这一文学观,并试图接续丰沛伟大的汉语文学传统。小说《民谣》以极具个人风格的碎片化叙事方式、近似散文的文体形式回忆少年时代,关注人在时代中的命运起伏,思考特殊时期建构和看待历史的方式,在“事功”与“有情”的对立中凸显了质朴的民间情感与伦理本位价值观念在乡土社会秩序中所起的作用。

“碎片化”的时代影像与“谣曲式”的乡土建构——王尧《雨花》专栏“时代与肖像”与长篇小说《民谣》的互文性解读

王尧连续四年在《收获》《钟山》《雨花》《上海文学》上开设散文随笔专栏,以及长篇小说《民谣》的发表,进一步确证了王尧学者和作家合二为一的双重身份。从散文研究到散文创作,从对小说“不满”到创作试验,王尧的文学行动为新时代“文学自觉”时刻的出现提供了经验。作为“新小说革命”首倡者,《民谣》对当下小说创作中惯常的叙事技巧、语言风格、文体形式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度探索。就写作内容而言,《民谣》完全可以看作是“时代与肖像”中所书写的故乡的“变奏曲”,通过多种艺术手法的综合运用,王尧完成了“碎片化”的时代影像呈现与“谣曲式”的乡土建构。

《民谣》的叙事探索与文体意义

《民谣》的叙述由内篇、杂篇和外篇三部分构成,每部分尝试借助不同的文体讲述相同或相关的故事。三种文体携带着各自的文体信息,相互渗透、彼此关联,这不仅使整个文本呈现文体杂糅的叙事特征,也模糊了虚构文体与非虚构写作的边界。《民谣》在小说文体上的先锋实验,拓展了小说作为一种叙事艺术的表现空间,也为我们从"叙事文学"的角度重新理解小说文体提供了新的可能。

从生活真实到文学虚构的旅程——《时代与肖像》与《民谣》的比较分析

2020年《雨花》第一期开始以“时代与肖像”为栏目名称发表王尧的散文,而在这一年的年末,王尧出人意料在《收获》发表长篇小说《民谣》(2020年第6期)。“时代与肖像”系列发表后,王尧在散文写作领域声誉鹊起,他在和媒体的谈话中说起,如果非要有一个头衔,他愿意接受“散文家”这个称号,足见他对《时代与肖像》以及其他散文写作的重视。对中国文章传统的重视,是王尧的一贯想法。

浅析《民谣》中空间与代际书写

王尧的长篇小说新作《民谣》,“毫无疑问是2020年新冠肆虐的这一年,人类遭受劫难的这一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内容而言,作者对于空间、代际的描述较多:《民谣》所塑造的乡土社会中,空间构成了其中的基石,农村的社会群体由不同代际组成,并且需要依附于某些空间而存在,由此还可以归纳出空间意象与小说人物主体性的内在一致性。

中美《木兰诗》与《民谣花木兰》比较分析

《木兰诗》又称《木兰辞》或《木兰歌》,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一首乐府民歌,一千多年来,花木兰的故事广为流传,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人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编选了这首长篇叙事民歌《木兰诗》。无独有偶,美国米夫林出版社出版的俄克拉荷马州文学读本也选编了《民谣花木兰》。通过对比,笔者发现中美教材中选编的两首诗存在明显的差异。文章从选编意图、表现形式、人物形象、作业设计等方面将美国教材中的《民谣花木兰》与人教版教科书中的《木兰诗》进行对比分析,再通过对美国教材的特点总结梳理,对我国教科书的编写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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