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中的地名音转现象

郦道元对《水经注》中地名音转现象的阐释,既体现了汉语声韵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也反映了古人对名物命名探源的理论和实践。通过对地名变更的语言学分析,可以弄清楚古今地名变化的成因。文章从《水经注》中的地名音转现象,讨论郦道元对地名探源的训诂学实践、地名变化所反映的语音关系和地名变化的成因。

《水经注》中河流类名称融入文创设计路径探析

探究将《水经注》中河流类名称融入文创设计的路径。梳理《水经注》中河流类名称分类的内在含义,结合皮尔斯符号学三元论对其进行分类及抽象提取,并对应至人的情感三层次,基于情感化设计理论使河流类名称符号具象化,从而导向河流类名称融入文创设计的可行路径。得出《水经注》中河流类名称融入文创设计的有效路径。《水经注》中河流类名称可按照皮尔斯符号学三元论分为三大类,分别对应人的情感层次中的三层次,从而可以确定各层次的具体设计内容,继而总结出河流类名称融入文创设计的路径。

探析《水经注》对《三国志》的补证——以《水经注·沔水》为例

郦道元的《水经注》是我国重要的历史地理名著,对缺少地理志的《三国志》有补证作用。以《水经注·沔水》对《三国志》的补证为例,《水经注·沔水》详细考察了沔水流域重要的军事遗迹及周围山川水势,因而可补证三国时期发生在沔水流域的战争史实;记载了三国时期重要历史人物在沔水流域的轶事,故可补证《三国志》中的名人事迹;还记述了河流沿途的宗教文化、金石遗存等,正可补足《三国志》中所缺少的宗教与金石文献。总而言之,《水经注》对缺少地理志的《三国志》来说,有重要的参证与补足作用。

《水经注》——地理也可以很有趣

是金子总会发光。后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又重新起用多才多艺的郦道元,担任河南尹,治理新都城。没过多久,工作出色的郦道元又升任安南将军兼御史中尉,一如既往地执法严厉,一如既往地得罪同僚。京城不比地方,这里达官贵人云集,貌似哪个都得罪不起。郦道元偏不信邪,始终不忘初心,一视同仁。汝南王元悦有个心腹侍从叫丘念,作恶多端、坏事干尽,郦道元准备将他捉拿处死。丘念躲进汝南王府,小样儿,你郦道元胆再大,也不敢到王公贵戚的家中拿人吧?有本事,你过来啊!

《水经注》——地理也可以很有趣

在讲究门阀等级制度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郦道元的出身让他具备了到处旅游的雄厚资本。少年时期的郦道元随父亲游历了很多地方,观察各地风土人情,搜集当地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他尤其喜欢研究水流的变化,瀑布、江河、湖泊等都深深吸引着他。为了了解大千世界的神奇,郦道元刻苦学习,广泛阅读,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会带着书籍,力求弄懂读透书中记载的内容,对不同书籍中记载的有出入的地方,更是深入研究其中的原因,甚至会实地考察,亲眼看看书中所写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

《水经注》徵引汉晋时期汉水流域石刻文献及其价值

郦道元《水经注》著录汉晋时期的金石碑刻众多,在卷二十七至卷二十九《沔水》中,收录了关于汉水流域汉晋时期的多处石刻文献,如司隶校尉犍为杨厥刻石、太尉李固墓碑、仙人唐公房碑等。这些石刻文献对研究汉晋时期的历史地理及地域文化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本文探析《水经注·沔水》所收录的汉水流域汉晋时期的多处石刻文献及其历史文化、文学艺术价值,以求促进汉水流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柽柏”非“怪柏”辨--《水经注》校勘一则

中学语文教材《水经注·三峡》之“绝巘多生怪柏”,其“怪柏”一词应系讹误。查阅《水经注》历代版本,宋刻本、宋代类书所引以及明清《水经注》精校本皆作“柽柏”。清代全祖望《七校水经注》始作“怪柏”,武英殿本《水经注》继承全氏之说。从版本源流以及上下文的文意来看,“绝巘多生柽柏”更符合《水经注·三峡》原文意思。

论《水经注》对齐鲁山水的描写

本文以《水经注》卷七、卷八、卷二十五、卷二十六中描写的济南、潍坊、淄博、泰安等地的山水园林风光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综述法和案例分析法分析郦道元描摹齐鲁山水的写作特点。对于特定地区山水景物分析其描写手法,一方面能更好地说明该地的自然景物本身,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关注到该地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文精神。

《水经注》视域下的魏晋南北朝鬼怪文化

《水经注》作为地理和文学合璧的综合性著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记载的内容颇为繁杂,上至河道流经地区的天文地理,下至各地差异性的风俗民情、奇幻怪诞的神仙鬼怪等皆载入书中,其中不乏一些经久不衰的话题,鬼怪故事便是其中之一。该本记录的鬼怪故事较为丰富,依据故事情节大抵可以分为申冤诉苦型、突破禁忌型、报恩复仇型、害人作祟型、死后托梦型及死而复生型。这些怪异的鬼怪故事不仅再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鬼怪多元化的形象及人鬼之间复杂的关系,同时也映射出这一时期独特的鬼怪文化形态。

钟凤年与《水经注》

钟凤年先生是一位考据学派郦学家,其郦学论文有《评我所见的各本<水经注>》、《<水经注疏>勘误》等10篇,涉及方面相当宽广,有对《水经注》本文及后人笺疏的校勘和考订,还有对今人释注《水经注》提出不同意见等,对郦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主观片面的缺陷。钟氏与胡适之间关于郦学研究的五封学术通信,对说明钟氏的郦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水经注》版本和校勘的研究

北魏郦道元所撰的《水经注》，按其书名是三国时所撰的《水经》的注释，但此书不仅比《水经》大２０余倍，而且文字生动，内容丰富，历来评价极高。学者们从各方面对此书进行研究，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郦学。此书原为朝廷藏书，唐末宋初流入民间，经过辗转传抄刊印，出现了许多不同版本，但大多是经、注混淆，错误连篇。清初学者通过对各种不同版本的精心比勘，终于分清了混乱的经、注，纠正了许多错误，基本上恢复了这本历史名著的原貌。

《水经》成书考说

前人讨论《水经》成书时代所提出的证据,只能证明《水经》在三国曹魏时写定。通过考析《水经》文本渊源,可以判断《水经》的撰作确实是在曹魏时。《水经》所载时代不同的地理信息,是因著书所据材料来源不同而形成。《水经》所依据的主体材料应是体现西汉末年至新莽时期全国水道、政区面貌的资料,《水经》作者以这一材料为基础,同时搜集当时所能获取的政区地名及水道资料,撰作了《水经》。

《水经注》校勘一则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著作，从古至今研治者甚众。然而该书的校勘仍有可为之处。如《水经注·浊漳水》：“又东迳敬武县故城北，按《地理志》：巨鹿之属县也。汉元帝封女敬武公主为汤沐邑。阚骃《十三州记》曰：杨氏县北四十里有敬武亭，故县也。今其城实中，小邑耳，故俗名之曰敬武垒，即古邑也。”（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80页）查考今存《水经注》诸本，如明代朱谋玮本《水经注》、黄省曾本、《永乐大典》本、清代全祖望七校本、戴震殿本、赵一清本、王先谦合校本、民国杨守敬、熊会贞本以及当代陈桥驿本均作“女”。

郦道元注《水经》的启示

公元6世纪初北魏郦道元撰著的《水经注》是祖国历史上不朽之名著。《水经注》不仅记叙了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古代河流,而且兼及当时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因此这是一部经世致用的著作。在河流与水环境状况早已发生巨大变迁的现代社会,进一步挖掘《水经注》中的环境价值和时代价值,理清祖国境内以河流为中心的水环境变迁的原因、特点、历程和演变规律,并从中汲取生存智慧,应是我们当代学人研究这部不朽名著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此,本刊编辑部组织有关专家围绕《水经注》版本校勘、错简订正、研究方法和实践、海外郦学研究和实用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笔谈。以期通过此次笔谈,不仅能够总结《水经注》研究的经验和成果,深化《水经注》研究实践,而且能够为未来《水经注》研究的发展尽绵薄之力。此次笔谈在历史地理学界、水利史界和郦学研究史上尚属首次。

读《水经注·洭水篇》札记

经文:“洭水出桂阳县卢聚。” §1经文深水篇下说:“深水出桂阳卢聚。”深水洭水同出桂阳县卢聚。按深水为今湖南省营水的上流,从九嶷山发源,起始有四源平行向南流,出山后再折向西北。四源中最东一源靠近湘粤边界,不完全在九嶷山的峡谷中,也接纳从湘粤边境上流下来的溪水。所以说这最东一源发源于湘粤边境上的山岭,亦无不可。在下面的郦注说洭水是从桂阳县西北。

《水经注》所记“鸿隙陂”研究

古代陂是淮河流域主要的水利设施,它兼具灌溉,水产养殖和调蓄洪水等综合效益。鸿隙陂最早见于《汉书》的记载,两汉时,它属汝南郡,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后代文献中有关鸿隙陂的记载十分混乱:《水经注》中存在明显的佚文;《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又与《水经注》相矛盾。《水经注》与《隋志》的记载并无重大分歧,通过补正《水经注》的记载,并结合对古遗址分布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鸿隙陂的地理位置,应在息城至新蔡线以东,汝水、慎水与淮水之间的地区。

《水经注》的语言艺术

郦道元的《水经注》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地理学著作,行文生动别致,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同时语言方面也很有特色,主要表现为:造语新奇、词语变幻多姿、语词清婉灵动、色彩鲜明、口语气息浓郁。

《水经注》被动式研究

《水经注》中出现的被动式语例基本为郦道元个人语料。从被动式的类型及其出现频率、被动式内部的成分类别、组合关系和语法功能看,《水经注》真实地反映了南北朝时期汉语的历史面貌,因此具有较高的语料价值。

略论杨守敬《水经注疏》

关于《水经注疏》标点本及其评价杨守敬，以搜寻古籍流落东瀛者、刻印《古逸丛书》（署名黎庶昌）著名于世，而其《水经注疏》，以其流传不广而读之者鲜；即或知有是书，亦未见全豹。迟至五十年代，影印本出，始渐为人晓。惜其稿本讹误尚有，不便学者。近时，著名历史学家...

御用之作与独立研究的终极成果---戴震两种不同版本的《水经注》

《水经注》的武英殿本和自刻本皆出自戴震之手,但却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版本。在戴震接受殿本《水经注》校订之前,乾隆皇帝已为《水经注》题诗,竭力贬低以朱谋本为代表的"近刻"而抬高大典本。这实际上就给《水经注》的校订定了调子,下了御旨。因此,尽管《水经注》宋代已亡佚五卷,而殿本仍"割裂以傅合四十卷之数",以示其底本(即大典本)所谓"全文具存"的完整性。戴震在校订中已竭尽考古之功,但为了美化大典本,还要把大典本的讹误,硬说成"近刻"的讹误。这无疑是四库当局的主意,而戴震只有痛苦地被牵着鼻子走。为了伸冤,即对社会和历史有个交代,戴震节衣缩食,最后还是完成了自刻本的刊刻。自刻本与殿本相比有两个最大的区别:一是破卷立篇,充分遵循了实事求是的治学准则;二是通书白文,与殿本案校充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无声的抗议。自刻本积聚了戴震大半生的心血,是他独立研究《水经注》的终极成果。但是二百多年来,殿本被"举世奉为圭臬",而自刻本却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