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年来《水经注》案的症结——谈谈胡适关于《御题诗》题写时间的发现

乾隆皇帝题诗《水经注》在前(乾隆三十九年二月),戴震完成《水经注》校订在后(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但是,由于乾隆题诗没有注明题写的时间,又置于殿本《水经注》之卷首,后世便误认为《御题诗》是对戴震的"褒嘉"。《御题诗》之《序》,贬低"自明至今"的《水经注》版本,又竭力美化《大典》本。四库馆命戴震再校订那个据《大典》钞校的二手《水经注》时,处于极为棘手而尴尬的境地。因为遵照《御题诗》之《序》的旨意,要把一切胜处都归之于《大典》本,而把一切讹误都归之于"近刻"。从而也致使"《水经注》案"的争论,持续了两百多年。

胡适重审《水经注》案新论

胡适重勘《水经注》公案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探究其中的来龙去脉对认识当时的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胡适前后矛盾的言行,"爱惜羽毛"的个人性格及其戴震研究来看,他涉足该案的动机不仅是要为戴震辩诬,也是为自己辩护。胡适提出要用"科学方法"考证此案,在实际的考证中则以"勤、谨、和、缓"治学四字诀贯穿其中。不过,他费尽心机的考证最终未能成功为戴震翻案,反而在学界引发不小的争议。无论如何,胡适重审《水经注》案不仅有功于郦学研究,其中表现出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也给后人带来启发。

清代民国时期学者对《直隶河渠书》案的参与——兼论《直隶河渠书》案与《水经注》案之关系

嘉庆年间引发的《水经注》案引起之后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参与,而与之关系密切的《直隶河渠书》案则很少受到瞩目。两桩公案的发起者均为段玉裁,而《水经注》案的主要参与者魏源、张穆、孟森、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均参与到《直隶河渠书》案中,实际上为《水经注》案开辟了新的“战场”。当然,《直隶河渠书》案并不仅仅是《水经注》案的“附庸”,它引发的学术话题亦足以自成体系,如《直隶河渠书》稿本的整理与研究,《畿辅安澜志》与《直隶河渠书》的关系问题等,都值得作进一步研究。

《水经注》案与现代思想史上两条道路的争论——胡适重订《水经注》案的学术动机再探

戴震校《水经注》抄袭赵一清、全望祖一案,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大公案。重新考证《水经注》案,在胡适看来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新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意义重大。

胡适与《直隶河渠书》案

嘉庆年间引发的《直隶河渠书》案可以视为《水经注》案的另一“战场”,许多学者曾参与此案。胡适对此案用力甚勤,他理清《直隶河渠书》的编纂过程,明确此书的著作权归属,对于平息此案涉及的著作权之争贡献较大;通过考证,发现《畿辅安澜志》所引《水经注》与赵、戴二人校勘成果之不同,为解决公案的核心问题——《畿辅安澜志》是否攘窃《直隶河渠书》提供了新的见解;对《直隶河渠书》稿的整理研究,注明现存各册各卷的稿本情况,纠正以往学者的错误,为研究书稿扫清障碍。当然,胡适的研究亦有其不足,有待作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