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民币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兼评《汇率变动、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一文

一、背景开放经济条件下,作为一国货币的对外价格,汇率可以引导资本流动方向,改善对外贸易状况,调整居民消费方式,优化国内生产要素配置,对于防范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研究汇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马宇、安晓庆于2018年9月在《经济学家》上发表的《汇率变动、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基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一文,认为汇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收入水平异质性,高收入经济体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汇率升值能促进经济增长,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的汇率贬值也能促进经济增长;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经济体汇率升值通过对外贸易渠道促进经济增长,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则相反;高收入经济体汇率升值通过外资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另外三组经济体恰好相反。自1997年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内贫富差距问题依然严峻,"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引人深思。目前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再加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蔓延,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探讨汇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环境质量视角下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质量中介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缩小收入差距,提升环境质量,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推动我国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基于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动态门限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环境质量在二者关系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环境质量在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与单重门槛效应,随着环境质量改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特征。政府应当积极通过缩小收入差距,优化环境质量与收入差距的匹配模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考察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选取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纳入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工具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并利用静态面板可行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动态面板广义矩回归模型,研究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来看,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存在“U”型关系,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分地区来看,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区域异质性。

论经济增长、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以西北地区为例

文章旨在探讨西北地区经济增长在城镇化中介效应作用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双门限面板模型揭示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和数值特征。研究结果表明,西北地区的经济增长通过人均收入的提高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一定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具体而言,经济增长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推动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提高城市人均收入,但也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然而随着城市发展,农村地区的收入也得到提升,且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减小。研究范围内的西北城市数据支持了这一结论,表明城市化对减少贫困具有明显作用。最终,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制定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政策、促进城市化和农村振兴相互协调、加强农村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加强数据监测和评估。这些政策建议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视角下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研究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奋斗目标,其核心概念包括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二者的互动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本文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2002-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季度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结论显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间的相关关系存在区域和城乡异质性;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差距在东部城镇地区存在正向影响,在中部和西部城镇地区反之;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在东部农村地区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中部城镇和西部地区表现为“倒S型”的正向关系。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合理控制收入差距,减少并最终消灭贫困,迈向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目标。本文研究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运用“分位数-分位数”回归方法,探讨经济增长处于何种状态才能够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同时收入差距不被过度拉大。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可能会拉大群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及行业收入差距,而对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较小;相比经济出现萧条或过度繁荣,处于潜在水平的经济增长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长能够提高农村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减少贫困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共同富裕。经济增长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但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实现共同富裕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文章建议实施跨周期与逆周期政策相结合,在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平衡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促进共同富裕。

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检验

伴随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对经济产生反作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尤为重要。选取1978-2021年的全国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倒U形曲线,并出现了转折点,近年来逐步趋于合理。

浙江省山区26县经济增长兼顾了效率和公平吗?——基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视角的分析

通过对浙江省内山区26县2005-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山区26县经济增长显著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其中生态发展类县域更为突出。山区26县农村居民收入提升与经济增长实现完全同步,其中生态发展类县域农村居民增收最快,城镇居民收入提升速度略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视角看,山区26县经济增长大致兼顾了公平和效率。发展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着重关注农村居民增收的同时,也应适当关注城镇居民收入提升,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与经济增长完全同步,最终形成共同富裕示范区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合理区间。

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城镇化中介视角,以2001~2020年中国29个省份为样本考察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总体效应来看,经济增长能够显著地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促进作用强度与经济增长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从中介效应来看,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24.26%,即城镇化是经济增长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路径。

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广东省地级市面板数据

研究经济增长、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实证分析广东省2010—2020年统计年鉴面板数据,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替代关系,城镇化水平提高会减弱经济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珠三角地区城镇化率的提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之,则相反;经济增长、城镇化缩小收入差距的能力随差距的缩小呈“U”形。因此,可通过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高农民收入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产业融合、农村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文章基于2008—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对农村产业融合、农村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并且这种促进作用是持续增强的;农村产业融合也能够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但这种收敛效应具有时滞性,只有当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它才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村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城镇化、财产性收入、经济增长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收入差距不仅是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文章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为研究出发点,选取中国1993~2011年相关数据,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等方法来定量考察在城镇化及经济增长外部条件下,财产性收入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及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拉大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落入"财产性贫困"陷阱的风险正在加大。据此,文章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视角提出,应尽快推进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改革土地征用和流转制度,建立和发展农村房产租赁和买卖市场,构建异地(跨区域)宅基地、土地、房屋等财产收益分享机制。

结构转变、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

经济增长体现为一个结构转变的过程,并通过结构转变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综合分析产业结构、城乡结构转变,以及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并基于1978—2011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出现阶段性特征,城乡收入差距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应注重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城市化发展。

收入分配差距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具有时期差别,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的短时期内,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经济增长起正面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正面作用越来越小,甚至转化为较弱的负面作用。鉴此,须采取措施抑制居民之间相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及因果关系分析

文章运用协整分析技术和Granger因果检验,利用1978—2003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经济增长都是构成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之一,而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表现在短期内。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收入差距与农村经济增长

文章利用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收入差距对农村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1)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下,收入差距与农村经济增长呈“U”型非线性关系。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122.03时,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对农村经济增长存在抑制效应;而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跨越拐点122.03时,适度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有利于农村经济增长。(2)2014年以后,中国所有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均已跨越拐点,处于“U”型曲线递增区间。(3)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的共同发展和协调配合使得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其中,覆盖广度作用最大,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影响最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调节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规避农村贫富差距过大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的抑制效应。

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从质量视角出发,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阐释,并以1998—2012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差分GMM估计和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经验检验,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运行过程以及最终结果,从而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制约作用。此外,人力资本投资、物质资本投资、政府支出规模、交通基础设施、非国有化程度以及经济开放的改善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而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则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负面的影响。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成因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首先,从总体状况、地区差异、垄断因素三个方面对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然后,对行业收入差距进行了成因分析,发现行业人力资本水平、行业垄断程度、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造成行业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最后,对行业收入差距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从短期看,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对促进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同时经济增长使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迹象也不明显;从长期看,行业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具有同向变动的趋势。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度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1985-2007年各行业人员平均收入和各年人均GDP数据,根据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现状计算并度量了行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并由计算的基尼系数和我国实际人均GDP的变动特征建立了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且行业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取决于行业收入差距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行业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现阶段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阻滞作用。研究进一步估计和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表明了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关系对短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并提出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相应政策建议。

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3—2007年重新估算的面板数据

城乡分组变化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利用控制分组不变的测算数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再检验,并比较与统计值的差异。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在最近一个时期对估算值的影响有所改善;劳动力流动的确降低了原有分组下的城乡收入不平等,居民身份转换是统计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劳动力地区间流动对两类收入差距指标都起到部分缩小作用;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不利影响,经济开放、所有制结构、支农支出和教育等从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原有分组下的城乡收入不平等;一些应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如财政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等)对两类指标都未能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