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刑法志》的历史编纂学价值

《刑法志》是《汉书》十志中的重要篇目，“十志为史学上有关学科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是很有地位的。有的为政治制度史、法制史、经济史、水利工程史、学术史、历史地理各科的开创性著作。”^[1]12《刑法志》便是我国法制史的发端，在历史编纂学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充分挖掘《刑法志》所蕴含的历史文献价值，将有助于我们对班固其人和《汉书》的历史地位做出正确评价。

从《汉书·刑法志》看西汉的德治与立法

《汉书·刑法志》内容主要是关于法的起源、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及其变革的概况 ,尤其是关于前汉以来各个帝王刑罚改革的情况 ,其理论基调对后世史书“刑法志”各篇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书·刑法志》不但是我们研究汉代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史料 。

儒学视界与法制叙事的局限：《汉书·刑法志》再研究

《汉书·刑法志》自近代以来被学者频繁引证。但学者对其中的法制叙事与历史事实之间,对作者班固的思想倾向与法制内容安排之间的关联较少深入辨析。班固深受儒学视界支配,以儒家评价标准选择法制内容,裁剪与构造法制叙事文本。其中有作者在价值观影响下建构法制的成分,也有因为儒学价值观引发认知偏差、对法制理解错误,及对法制内容裁剪带有个人偏好的成分。上述状况有作者主观为之,也存在受“前见”影响而无意中所致。《汉书·刑法志》未区分道德评价、法制叙事与历史事实的界线。法律史学者不应忽略班固这种法制叙事的局限。

秦汉法制史研究的两桩公案——关于《汉旧仪》、《汉书·刑法志》所载刑制文本解读的学术史考察

关于《汉旧仪》、《汉书-刑法志》所载刑制文本的研读，近百年来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这可以说是秦汉法制史研究中的两桩公案。本文通过梳理其研究的学术史脉络，至少有两点收获：其一，可以判定《汉旧仪》所载并非秦制，而是来自文帝以后武帝时期不见于史书记载的某次刑制改革所完成新律的摘抄或者整理。另外，针对《汉书·刑法志》所载提出的“窜入”之说，目前或许仍应视为一种假说。其二，秦汉法制史研究首先应强调以精读常见书并扎实地处理常见史料为其基本功底。

《汉书·刑法志》中的法本源思想

法史论者多以对文物遗存所作的实证性研究,如考古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籍以逻辑思维,描绘人类社会法律起源的图景,并相应地给予其某种"合理的"解释。诚然,历史决定着观念,一如经典作家在阐述法的唯物史观时所指出的,"法和宗教观念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但观念又左右着历史。某一思想观念一但产生,即会循按其自身特有的逻辑轨迹发展。从精神领域或者法哲学的角度来考察法的本源,自有前者一类的研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它不仅是我们反思现实法律活动的一部分,亦有裨于中国的传统法文化研究。东汉史家班固(公元32-92年)所撰写《汉书·刑法志》实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法史专书。班氏持官方立场,奉儒家经典为圭臬,缕析自上古迄至西汉法制的生衍流变,评价其是非得失,于保留法史材料,开创法史记述体例等诸方面贡献殊多。尤其是。

从《汉书·刑法志》看肉刑存废相关问题

《汉书·刑法志》对肉刑存废问题做了探讨。在肉刑体现的刑罚目的中,可以看出刑罚教化理论的影子。肉刑废除的原因主要包括思想和经济两方面。"因时而作"思想在儒家关于肉刑存废问题上有所显现。该理论不仅使儒家思想达到了自我完善效果,同时也对后世社会心理产生重要影响。

《汉书·刑法志》评述

《汉书·刑法志》首先以儒家观念阐释了古代五刑产生的历史条件,然后对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秦朝的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发展、沿革及其灭亡原因作了论述。它第一次系统的叙述了我国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律令的规定,论述了刑法对治理国家、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古代井田制与军队军赋的关系以及井田制的构造和军队的编制,军役征发的比例等,对于研究井田制度也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从中国古代刑法的起源,《汉书·刑法志》中涉及的法律指导思想、刑法制度、司法制度及其特点对其进行评述。

读《汉书·刑法志》札记两则

一西汉文帝改革刑制是法史上的一件大事。汉文帝十三年进行的刑制改革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以徒刑及其他刑罚代替肉刑,二是确定或曰重新确定徒刑的刑期。①《汉书·刑法志》关于后者的记述是如下一段文字: “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春,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这段文字颇不易解,以致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也对之持存疑态度,谓: “前段之文似是降等之法,今不能详矣。惟云完为城旦春,满三岁为鬼薪白粲,是完城旦春与鬼薪白粲同为三岁刑。……诸家说城旦春者并云四岁刑,《志》云完城旦春满三岁,其等次相符,独卫宏言作五岁,完四岁,与众说不同。……或云《志》文‘满三岁’当下属,言满三岁者为鬼薪白粲也,然下文又云‘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隶臣妾二岁刑也,与此段文法正同,‘满三岁’不得下属为解,或说亦未是,今姑阙疑。”

《汉书》颜注异议举例

《汉书》颜注异议举例尤炜祥《汉书·元帝纪》：＂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师古田：＂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互而为丞相也。＂按：此注部分注误。＂韦＂指韦玄成，韦贤子，韦贤相宣帝。西汉２３０年间，父子宰相只韦氏及平氏...

《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简评

《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简评鲁沛史学史是北京师范大学具有优势的一门学科。陈其泰教授的新著《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出版，１９９５年重版）为这门学科增添了又一部极具创新价值的佳作。本书的最大的特色，是师承白寿彝先生把哲学思...

中国古代第一部法律史著作——《汉书·刑法志》评析

秦汉时期，中国在法哲学和法律注释学发展的同时，对法律史的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除了分散在一些思想家的论著中的零星成果之外，①还推出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法律史著作《汉书·刑法志》。一《汉书·刑法志》是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公元３２～９２年）的一篇重要作品，是继...

略论《汉书·刑法志》

一《汉书》,记录着我国西汉一个朝代二百三十年间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状况,是被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肯定下来的第二部正史,也是继司马迁的《史记》之后的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这部史书,从史实的选择、体例的安排,到行文的严谨与巧妙,都呈现了编撰者的匠心独运,所以一向为历代文史家所称赞。

汉文帝刑期改革——《汉书·刑法志》所载规定刑期文本与胡家草场汉律对读

胡家草场汉律是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刑制改革之后的文本,是目前所见有关此次改革的最早最直接的文字资料。其中与《汉书·刑法志》记文帝改制规定刑期文本相对应的内容,当是据文帝改制诏令而制定的律条,也是诏令入律的实例。通过对读研究,有助于厘清《刑法志》文本的某些问题,同时带来新知。今传《刑法志》可能讹脱髡钳城旦舂刑期。如某些学者之前的判断,颜注所记鬼薪白粲刑期文字应该本属于正文;“前令之刑城旦舂岁”之“岁”指年数,义同刑期,改制之前的刑城旦舂的刑期比照完城旦舂进行减免。“及作如司寇二岁”之“司寇”可能本有重文符号,后世讹脱。“作如司寇”这一称谓应是文帝改制的产物,表明当时对司寇这一等级刑徒称谓也进行了规范。有关不得用令的两种犯罪行为的具体内容和规定,《刑法志》的记载和胡家草场汉律差别较大,清晰显现出律对诏令的调整、细化和补充。胡家草场汉律表明,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帝刑制改革,以文帝十三年四月丁巳为时间节点而正式开启。

《清史稿·刑法志》史源问题探析

一、“刑法志”的历史发展 志书的功能，在于别立专题，补纪传之遗漏。廿四史并非皆有专论刑法的“志”与“书”，司马迁《史记》开纪传体之先，其八书中并无刑法。正史首言刑法者为《汉书》，但《史记·律书》所载之“律”虽为“音律”之律，文内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一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

简析中国古代法典疏简的思想

简析中国古代法典疏简的思想陈金钊法典疏简问题是中华法系解体前的核心法律思想之一。思想家们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千年争论，在今天的民族无意识积淀中占有重要地位，甚或影响到法制现代化进程。在古代中国法典疏简问题一直围绕着两个方面的思路对立进行。一方面是法典...

西周甲骨刻辞与《周易》

陕西省扶风县黄堆公社云塘大队齐家村出土的西周甲骨刻辞中，有些内容与《周易》有关。（H3[2]·1）是一版龟腹甲，上端刻有“思即于休命”、“思即于永冬（终）”。“休命”与“永终”相当于《易》学中的“两仪”，二者相合，就是见于《礼记·曲礼》中的“假尔泰龟有常”。该版上的另外两条刻辞，内容同于《周易·讼》九四和九二。（T1[4]·1）是一块牛胛骨，上有一行刻辞，命辞占卜“有言”与“毋有言”，“有言”屡见于《周易》卦爻辞，都取象于坎卦。该版上的另外两条刻辞，内容近于《周易·讼》初六和六三。

我国古代的耻辱刑

我国古代的耻辱刑吴平耻辱刑，也叫名誉刑，它是以对受刑人施以耻辱，损其名誉，使其精神上遭受痛苦和折磨为内容的刑罚。耻辱刑在我国刑罚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把耻辱刑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的论著还不多。笔者不揣浅陋，试予初步探讨。一、象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