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为春秋”:《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班固《汉书·艺文志》将《世本》至《汉大年纪》诸书附于“春秋”,后世称之为“‘春秋’二十三家”。阮孝绪、郑樵分别判定“史书甚寡”、“分职校书”是“附”之原因。后世多袭用阮氏之论,视“‘春秋’二十三家”即是史书附于春秋的体例。若考虑到班固和阮孝绪各自时代的学术认知,则后世对“史书甚寡”的理解未必合于阮氏,遑论契合班固确立“春秋”二十三家的标准,因此后世多从篇(卷)数而论,认为“春秋”所附诸书实难言“甚寡”。实际上,汉代知识体系中,“史书”内涵与后世不同,后世一般的史书分类尚未建立。而班固“春秋”二十三家的标准恰恰反映了当时的“史书”认知和史学意识。在整合司马迁、班彪等人构建的“春秋”谱系基础上,班固以强调史官重要性与创造性引入“事”这一话语,释证了“右史记事,事为《春秋》”的标准,以“释经”与“续传”来定位撰史行为,构建了中国早期史学话语体系,并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直至近代西方新史学引入前,这始终是传统史学中史学起源书写的主流叙事。

试论《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中“诗”之内涵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在分类中首先确定了诗赋略一类,是对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的肯定。作为文学传统的诗歌,是指六艺略中的《诗经》,诗赋略中的部分屈原赋和歌诗。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这种分类兼顾了《诗经》作为六艺的主要身份,同时通过隐形的“互著”在诗赋略标题先后的顺序之中得到体现。在赋类中以屈原赋作为诗赋源流的分界,以此来彰显诗赋文体之变迁。最后列出歌诗一类,通过赋成为文人创作的主流文学体裁,反映了文人与歌诗的疏离。《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的背后是汉代文士对于诗歌这一文体的认识和探讨。

《汉书·艺文志》著录子类小说书目提要5种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作品15部,大体可以分为5类,即“说”“子”“术”“事”“言”。“说”类小说为《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之正格,其篇目数量也最多。而“子”类小说也是《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之主体,其作品数量占《汉志》著录的1/3。其中著录的《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5部“子”类小说,也是研究汉代“子”类小说的重要文献。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研究三题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之"小说"不是文体,也不具有任何文体学的意义,也不能被简单地称为诸子学说;其确切含义应为小的学说,且不具有实质的内容,只是从形而上的角度对小说家的作品进行把握的一种泛称。小说家并不是一个学术流派,也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学术流派,而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小说家之所以杂乱,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其本身就杂;第二,具体到诸子略之一家的小说家,其中还著录有整个诸子略的"杂"书。"小说家"之所指不是稗官,"闾里小知者"只是对"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的另外一种称谓,并非是又一种类型的"小说家"。

《文心雕龙》与《汉书·艺文志》渊源关系研究

《文心雕龙》之所以体大虑周,离不开"述""作"两端的卓越成就。就"述"而论,极其重视知识储备的刘勰以整理佛典为契机,继承、借鉴了《汉书·艺文志》在目录文献学上的杰出成果,提纲挈领,温故知新,运用提炼学术的手段和眼光形成创新思维,在《文心雕龙》的内在思想和外在框架上将刘向父子由重经学到重诗赋的文章学观念转变进一步落实。在这一过程中,其文章文体学、文体史学等观念亦深受《汉书·艺文志》影响。

历代《汉书艺文志》研究述略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性史志目录,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历来不乏研究者。本文试对历代《汉书艺文志》的研究情况进行评述,对有关代表性研究论著作出评价,在此基础上寻绎历代《汉志》研究的发展趋势,推动学术的发展。

孙德谦《汉书·艺文志》研究得失评

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专事总结《汉志》规律,得其条例46则,实为古来《汉志》研究中独树一帜的成果。他透过表象,将《汉志》彼此分散的环节、分割的部分和暂时的结果统一起来,达到了较高的理论认识水平。但是,他基于对班固个人的喜好,先入为主地预设《汉志》的学术成就,难免强作绳墨,以材料"就"其条例之"范"。

一部非应时的古代目录学研究力作--评傅荣贤先生的《〈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

《汉书·艺文志》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最重要的目录之一,受到了历代目录学研究者的重视。然而,近两千年来,有关《汉书·艺文志》自身的研究,却付之阙如,形成一个学术空白。傅荣贤先生的《〈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将古今有关《汉书·艺文志》的研究归纳为四个流派,极有见地,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给予了评论。

试论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的《汉志》研究得失

南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汉志》的专题性成果,该书以补颜师古《汉书注》中有关《汉志》部分的注释以及补《汉志》阙收文献为主旨。就前者而言,他以汉唐考据和宋季新儒学为两翼,考据、义理两不偏废,重点"考证"《汉志》所著录的文献,对四十篇序言留意不多,所取得的成就多为文史意义上的而不是目录学意义上的。就后者而言,他补《汉志》27种的阙收文献都不尽可靠,但却开启了后代补阙的先河。

历代补《汉书·艺文志》阙收文献研究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文献并不是当时所有实存文献的全部,从南宋王应麟到近代学者章太炎都曾对其阙收文献进行增补,从而在客观上系统地清理了先秦至西汉末年的文献散亡情况,为后人进一步研究这个时期的典籍和学术文化提供了较为完备的资料。只有结合历代学者的补阙所得,才能真正发挥《汉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价值。然而,历代学者所补文献不尽完善:有些是没有形成文本的口传文献,有些不在《汉志》的收书范围之内,有些则以别名、异名或作为其它文献的一部分已然为《汉志》所著录。

30年来《汉书·艺文志》研究综述

30年来的《汉书·艺文志》研究,无论是本体研究还是价值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学术史的研究也逐渐被重视。30年来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表面研究、重复研究等问题。《汉书·艺文志》研究只有融入到思想文化研究中,才能摆脱单纯的文献学研究模式和被边缘化、经院化的命运,进而获得更大的发展。

近代《汉书·艺文志》目录学的研究成果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汉唐时期的有关研究,对其目录学价值少有涉及。宋元明时期,出现了研究《艺文志》的专著,并逐渐形成研究体系。清代乾嘉以后掀起了研究《艺文志》的热潮。近代的有关研究角度和方法更加多元,《艺文志》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汉书·艺文志》研究三札

《汉书·艺文志》之《易》类等并无"蒙省"的著录方式,《易》类是以类别划分的形式进行著录的,每一个类别都以标志性的书籍或书籍体裁为类名,并围绕着这一类名著录相关的书籍;《春秋》类著录的《太史公》4篇与《太史公》130篇中的相应之篇有重复,这4篇的著录不是"别裁",而是刘向误著录于《春秋》类中的,然后再被刘歆著录于《七略》之《春秋》类中;《诗赋略》杂赋类著录的《客主赋》的题名脱一"杂"字,歌诗类著录的《河南周歌声曲折》的题名则脱一"诗"字。

论史志目录对于考察典籍亡佚的作用——以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为例

史志目录对于考察典籍亡佚时间有着重要作用。顾实于《汉书艺文志讲疏》中多次利用史志目录判断典籍亡佚时间,惜其结论时有瑕疵。文章补正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中的失误,进而探讨在考察典籍亡佚时间时史志目录的使用问题及该方法的局限,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张舜徽先生《汉书·艺文志》研究的成就和不足

张舜徽先生对《汉书.艺文志》极为重视,其《汉书艺文志通释》一书是迄今为止《汉志》传统目录学研究的最后一次成果集结。文章对其成就略作论述,并指出其不足之处。

《汉书·艺文志》记述道家文字的考辨和分析

《汉书·艺文志》系统地考辨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源流,并对各学派产生的背景及特征进行了概括。《艺文志》对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产了重要影响,如清人王鸣盛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48页)。目前学界在撰述早期道家思想文化相关著作和论文时,常以《汉书·艺文志》中记述道家文字部分作为自己论据之基础。

目录:思想的形式——《汉书·艺文志》读札

《汉书·艺文志》是一部具有整一性的思想文本,其为《汉书》的政治话语在知识层面之投射与表达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止于著存故旧、条叙源流而已。《汉书·艺文志》基于文献校理的学术工作,以及以合参“目”“录”的形式实现思想述作,构成了一种独到别致而又颇富意味的思想形式。《汉书·艺文志》的文本编织乃自觉的话语建构,具体涉及知言识断以明道、书序言志以载道以及述学致用以尽道三个方面,表明了汉人致力于整合丰富的思想与知识,并且将它们组织成为具有体系、结构之思想大厦的努力,其中隐含着深刻的立言旨趣。

康有为《汉书·艺文志》研究得失评

康有为努力将《汉志》研究纳入到政治改良和开启民智的思维框架之下。开启民智反映在他仿拟《汉志》撰作《日本书目志》中,而政治改良则反映在他藉《汉志》以辨伪古文经中。总体而言,他的《汉志》研究动机是政治的而非学术的,得出的结论亦往往不能令人信服。

《汉书·艺文志》著录项目研究

研究《汉书·艺文志》的文章很多,但多数是研究分类、序和注释的。以现代著录规范格式《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为标准,重新审视《汉书·艺文志,》对书名及责任说明项、版本项、载体形态项、丛编项、获得方式项进行了分析,以大量的实例论证了《汉志》著录项目的全面性,同时,说明《中国文献编目规则》是文献著录格式不断发展的结果。

历代《汉书·艺文志》研究综述

本文探讨了历代关于《汉书·艺文志》研究的一些问题 ,并对有关的研究论著作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