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本汉修订本《汉文典》管窥

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所著《汉文典》是一本有关汉字和古汉语词义的工具书,每一汉字附列上古音、中古音、现代音,以及字的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并择最甲骨文和金文。修订本《汉文典》是当代西方汉学界仍须参考的重要工具书,本文指出书中的缺点,并提出修订的意见,如果有人在高书的基础上,编制一本完善的有关汉字和古汉语词义的工具书,那实在是笔者的厚望。

《中国音韵学研究》与《汉文典》中古拟音异同考

高本汉有关中古汉语的拟音研究集中体现在《中国音韵学研究》和《汉文典》两书中,其中《汉文典》晚出。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书不少字的拟音并不完全相同,主要表现在颚化声母、唇音字的开合、泰幽臻黠鎋诸韵字及异读字的音值方面。

从德国甲柏连孜《汉文经纬》(1881)到清末中日《汉文典》——近代东西方汉语语法学史“映射”之镜像

德国康拉迪汉藏语系分类观念(1896)早于李方桂(1937)(1)41年,但其学术思想却来源于德国甲柏连孜《汉文经纬》(1881)。《汉文经纬》等欧洲学者著作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后藤朝太郎《现代支那语学》(1908)中国境内语言与方言分类,尤其是汉语藏语同源关系研究影响不小;对猪狩幸之助《汉文典》(1898)、儿岛献吉郎《汉文典》(1903),以及中国来裕恂《汉文典》(1906)汉语文言语法理论体系建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参照作用。日本广池千九郎《应用支那文典》(1909)反思中日两国学者没有跳出甲柏连孜《汉文经纬》等欧洲学者著作学术范式现象,思考汉语文言语法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如何创新的问题,由此成为现代东亚汉语文言语法学理论意识觉醒的开端,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中日学者研究汉语文言语法走出创新之路提供了思考前提。本文认为,尽管甲柏连孜《汉文经纬》等欧洲学者著作对日本和中国东亚汉语文言语法研究发挥了"映射"和"辐射"的作用,但其汉语语法学学术思想之根还是在中国,由此发现,东西方汉语语法学学术意识已经实现了有效的"循环"。

《汉文典》:清末中日文言语法谱系

清末,中日学者编写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言语法著作,称为《汉文典》。这些著作的"谱系"类型主要有三种:中国虚词训解和泰西"文法"系;传统"小学"与"文法"结合系;字法、词法、句法、章法综合系。确认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可有效厘清清末中日《汉文典》之间的复杂关系,凸显清末中日《汉文典》的学术脉络主线,认识清末中日《汉文典》的学术创造意义,也可以意识到汉语文言语法教学在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史中具有制度上的"正统性"。从东亚汉语学史视野来看,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存在不对称性。希冀在《汉文典》学史的回顾中,找到研究东亚汉语史交错与分离的符号性特征。

语法修辞结合论研讨会暨纪念《汉文典》作者来裕恂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讨论会征稿通知

语法与修辞是密切相关的两门学科。把语法与修辞结合起来研究是中国的语言研究传统。《马氏文通》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引入的西方语言学思想，也在于其继承的中国传统。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来裕恂的《汉文典》继承了《马氏文通》的精神，明确倡导语法修辞结合论。该书由《文字典》和《文章典》两大部分组成，综合了西方的词类理论和中国传统的说文学、文章学、虚词研究等内容，

一部颇具价值的写作学理论著作——《汉文典·文章典》评介

本文介绍了《汉文典》两方面的成因,评介了《汉文典·文章典》体系进一步完善、内涵更丰富广博的独特价值,指出了其不尽人意及有失偏颇处,呼吁写作学研究及教学界要更加重视对《文章典》的研究。

《汉语大字典》引《说文解字》注音辨正

历史汉字的读音当以传统注音资料为依据,《说文解字》有大量的历史汉字,其注音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我们曾将徐铉反切与《汉语大字典》注音逐个进行比照,发现《汉语大字典》在《说文解字》的注音上存在取舍失当甚至张冠李戴的现象,本文尝试将徐铉反切、《玉篇》、《广韵》、《集韵》以及其他注音资料结合起来,对《汉语大字典》的注音选例进行辨正。

佛典疑难俗字补考

郑贤章所著《汉文佛典疑难俗字汇释与研究》一书中,颇多可商榷者,兹摘取10条,分条论列。

对复辅音学说的疑问

为鼓励学术创新,支持中国语言学研究走自主创新之路,本刊于2006年第五期特辟“中国语言学自主创新之路”学术讨论专栏。专栏推出后,一些专家学者通过电话、邮件等给予了我们鼓励,有的还惠赐大作以示支持。在此,我们深表谢意,并期待着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支持这个栏目。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把这个栏目办好、办精,以回报广大专家学者的厚爱。本期推出的潘文国先生的文章,从质疑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普适性出发,提出了中国语言学研究提高理论意识、加强自主创新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多启迪;胡锦贤先生的文章,在历史的爬梳中,对百年汉字改革运动作了反思,同样启发良多;李建强君的文章对复辅音学说提出了质疑,李春燕君论证了出土文献对训诂实践的借鉴意义,也值得一读。

汉语字词本义研究的误区

本义研究对于汉语词汇史教学和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其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误将《说文解字》的造意与本义相混淆;一味求古,排斥后出本字作为推求本义的形体依据;误将声训等实、德、业互释视为本义;以今律古,误将后起引申义、假借义作为字词本义。本文着重就以上四个误区进行揭示和分析。

《说文解字》徐铉注音质疑录

《说文解字》的注音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徐铉注音是古代反切注音的代表。分析许慎的释义,综合各种注音材料,再比较字与字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徐铉的注音有的与其他注音材料并不相符,其中有的涉及又音的选择,有的涉及意义的确认,有的则与字形辨别有关。本文就其与字形相关的注音问题对徐铉注音提出质疑。

“婴”族字补析——《试析“婴”及〈说文解字〉中的“婴”族字》续论

据蔡永贵先生"母文表义"这一理论,剖析了《说文解字》所收录的婴、缨、瘿、瘿、鹦、嘤、樱7个"婴"族字,写成了《试析"婴"及〈说文解字〉中的"婴"族字》一文,发表在《巢湖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上。在此基础上,本文补析、论证《汉语大字典》所收录的《说文解字》以外的璎、巊、撄、孾、孆、蠳、瀴等22个"婴"族字,论证它们是以本义"妇女戴的颈饰"或特定引申义"环绕、缠绕(于颈)"、"小、弱"的"婴"为母文,加上若干表示具体事类的偏旁如"玉"、"山"、"手"、"子"、"女"、"虫"、"水"等为外部标志而孳乳分化出来的"母文外化字",并把这些"婴"族字与母文的关系用表示意于文末。

《冈氏之中国文典》:汉语文言语法体系的初建

明治时期日本学者冈三庆著《冈氏之中国文典》早于马建忠《马氏文通》11年、广池千九郎《中国文典》18年问世,在汉语文言语法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它依据英国人日根尾《英文典》体系,从词法和句法两个角度研究汉语文言语法,以词类的语法层级、标记、意义、功能进行分类,还充分注意到汉语"跨类"功能,并通过汉英日比较寻求共性特征,把词类性质及句法关系放到极其重要的研究视点上来。又运用西方语法理论系统研究汉语文言语法,给广池《中国文典》等日本汉语文言语法研究以莫大启示,也对中国学者来裕恂的《汉文典》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语法修辞结合论研讨会”征稿

语法与修辞是密切相关的两门学科。把语法与修辞结合起来研究是中国的语言研究传统。《马氏文通》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引入的西方语言学思想，也在于其继承的中国传统。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来裕恂的《汉文典》继承了《马氏文通》的精神，明确倡导语法修辞结合论。该书由《文字典》和《文章典》两大部分组成，综合了西方的词类理论和中国传统的说文学、文章学、虚词研究等内容，是承先启后的又一部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