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故事》作者及史料价值探析

《汉武故事》一书至迟在东汉中期就已经出现,后迭经学者续补,至南朝遂成定本。考虑到颇多西汉史著作曾在汉晋间流布,而张衡、潘岳又曾引据该书所载的史事,可以推断该书中的许多叙述定当渊源有自,故不可武断地斥其绝非信史,但是由于其中虚枉、错讹之事甚多,引据之时要加倍谨慎小心。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汉武故事》的作者及文本考辨

《汉武故事》是我国较早的一篇以西汉武帝为主角的小说,主要记叙了汉武帝一生由求仙到悔悟的经历,旁及当时一些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能为人们研究西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提供一些旁证资料。长期以来,《汉武故事》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围绕《汉武故事》的作者、成书年代、流传情况、人物故事及传说诸方面,人们积极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

《汉武故事》的作者考述

对于《汉武故事》作者的研究历年来存在分歧,其主要原因在于传播过程中,古籍散佚,更有甚者一些文人对其进行随意的更改和删减,导致近人研究艰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简要的总结,通过对其版本的分析,笔者认为,传世本《汉武故事》当为汉成帝时的方士所作。

《史记正义》引《汉武故事》勘正二则

一、宛若《史记·孝武本纪》“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蹄氏观。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武帝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正义》引《汉武故事》:起柏梁台,以处神君,长陵女子也。

《古小说钩沉·汉武故事》校补

《古小说钩沉》中的《汉武故事》是鲁迅从唐宋类书及古书注文中辑录整理而成。因其未经最后整理,尚存注文漏注及误注、辑文失校、异文漏注、断句标点失当、佚文漏辑等问题。今借助有关文献时其加以校补,以便修订再版时参考。

“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

辛德勇先生新近撰文指出,司马光采录王俭的《汉武故事》刻意建构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武帝形象,《资治通鉴》对武帝末年史事的记载并不可信,田余庆等前辈学者因盲从《通鉴》得出了汉武帝晚年存在政治转向的错误结论。辛先生文中存在不少史料误读现象,其结论不能成立:一是武帝末年的政治转向体现在悔过、劝农、休兵等一系列见诸《盐铁论》《汉书》的实际行动里,《通鉴》叙事与上述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存在重构现象;二是遍检《通鉴》全书,叙事绝不采《汉武故事》,温公仅将其作为史料异文和批判对象列入《考异》,原书俱在,不容置疑;三是历史阐释不等于历史重构,《通鉴》之叙事、议论仅是对公认史实不同视角的历史观察,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重构历史;四是《汉武故事》作者、年代迄无定论,辛文以刘宋比附西汉系悬拟之辞。

李百药《赞道赋》中汉武帝相关典故的考证

《贞观政要》卷四李百药《赞道赋》中有一句,"彻居储两,时犹幼冲,知防年之绝义,识亚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业,绍三代之遗风",对此学术界颇多误解。经考证,这句话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关于汉武帝做太子时的典故,这两个典故均出自《汉武故事》。

试论汉武帝性格对西汉历史的影响

试论汉武帝性格对西汉历史的影响孙忠家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结果，都可以看到性格的痕迹。普列汉诺夫曾指出：“个人因其性格的特点而能够影响社会命运”①。汉武帝作为一朝天子，其性格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西汉社会历史的发展。一一个人性格是在个体与客体的长期相互...

司马光的学术逻辑与唐宋时人对汉武帝的看法:读《制造汉武帝》

辛德勇《制造汉武帝》认为,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汉武故事》,塑造了虚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本文对此有所质疑。首先,《通鉴》相关部分,完成于王安石变法之前。其次,辛氏对《汉书》的认识,有偏颇之嫌。其三,武帝末年悔过,是唐宋时人的普遍看法。其四,辛氏所举司马光观点前后变化两例,均不能成立。其五,《通鉴》中汉武帝与戾太子政见分歧的记载源自《汉武故事》,并非无可争议的定论,而辛氏对吕祖谦《大事记》、王益之《西汉年纪》及王祎《大事记续编》的解读,均有商榷的余地。

汉武诗歌三题

汉武诗歌三题汪祚民在我国历史上，汉武帝既是雄才大略的一代天子，又是颇具风流的文学大家。诏策谕诰，雍容典雅；辞赋歌诗，文彩灿然。汉武的作品多载录于《史记》、《汉书》，散见于一些小说杂史及文学总集，其中诗歌流传情况比较复杂，学界也少见深人的研究，故撰此文...

西王母原型探

西王母原是西方神话中半人半兽的司命之神，是人类早期文化和心理处于原始混沌愚昧状态下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后在西方神话东传的过程中，在东方文化和东方民族心理所构成的原型场的作用下逐渐脱离了原始状态，开始了神话仙人化的过程，其间受到了秦汉神仙方术、魏晋道教思想影响的渗透，最后发展成了以西王母型为母题，包括许多子题庞大的西王母神话系统。这一系统中各种神话原型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是作者激发读者广泛联想的一种重要手段。

古典文献数字化与《聊斋志异》的诠释

《婴宁》属于《聊斋》名篇之列，小说中有两次调侃王子服为“贼”的描述，第一次在上元日的郊外，王子服因注视婴宁目不转睛，婴宁对其婢女有“个儿郎目灼灼似贼”的笑语。第二次在婴宁家:“生无语，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语云：‘目灼灼，贼腔未改！ ’女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婴宁何以在嘲谑王子服“贼腔未改”后继之以“视碧桃开未”之语，看似家常闲话，实则作者艺术匠心尽暗寓于此。据《汉武故事》，西王母种碧桃，三千年一结子，东方朔曾三次偷食，乃被谪降人间。又有神话传说，谓西王母曾将碧桃赐汉武帝。唐韩惺《荔枝三首》其一:“汉武碧桃争比得，枉令方朔号偷儿。"

小说史上的“柯尔律治之花”

博尔赫斯通过分析西方的小说作品,总结出"柯尔律治之花"这一文学传统。类似的传统在中国小说史上也赫然存在,从班固的《汉武故事》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白于玉》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绵绵不绝终至发扬光大。仙桃核、樱桃核、金钏、宝玉、仙药、青鸟等,都是中国小说史中屡见不鲜的灼灼红花。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明了中国文学大背景上的小传统,有助于透视中国作家代代相传、薪火永继的精神血脉。

西王母神话沿革阐释

神话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神话的消亡与意向的改变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神话自不乏其绚丽色彩，其变迁亦有轨迹可寻。本文试就西王母神话的沿革略作阐述，以期发见中国古代神话沿革的规律。中国神话的变迁主要受儒家文化、道家和道教文化，以及文人墨客的影响；同时，民间信仰也以其坚韧的持久力影响着神话的原生状貌。历史化、仙话。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辨伪研究概论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辨伪，可以追溯到汉代，班固《汉志·诸子略》中有关小说家的注语及王充《论衡》中的有关文字为其雏型；由于时代关系，自三国至隋唐，除中晚唐外，小说辨伪几成空白；到了宋代，小说辨伪得到发展，陈振孙、洪迈、晁公武等人堪称辨伪大家；明人基本上继承了宋人的学问方法，使明代的辨证学术沿宋人之路继续发展，如以胡应鳞之功绩，当推古代小说辨伪史上第一人；清代的学术辨伪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小说辨伪也在明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尤以旁征博引见长，使古代小说有了一次集大成的辨证工作。

皮若蝉蜕 解华托象──“尸解”传说透视

皮若蝉蜕解华托象──“尸解”传说透视周俐何谓尸解？晋人葛洪在《抱朴子·论仙》中说：“上土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土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唐末五代杜光庭提出“神仙之道百数，非一途所限，非一法所拘”（《墉城集仙录序》）的仙道多途论...

先秦两汉小说和古代的神仙方术

先秦两汉文学中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表现游仙,于小说而言格外突出。文人方士“皆言神仙道术及远方怪异之事。”。求仙访道为小说题材的主流,其覆盖面之深广,声势之浩大,为其他历史分期所难企及。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出现在先秦两汉小说苑囿里,是和古代神仙方术的传播息息相关的。详尽剖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古代小说与文化研究的领域中价值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