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确立与汉帝国文化政策的展开

《史记》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作为汉赋产生的关键人物,这种记载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后世“先入为主”的叙述语气。从《史记》的记载看,汉赋具有包括楚辞、《诗经》、荀卿赋等不同先秦源头,并且具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以及吴、梁、齐、蜀等地域文化的影响。汉赋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除了其自身与黄老、神仙、儒术的思想关系外,更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黄老与儒术的矛盾,迎合了汉武帝的政治、文化需要,这是汉赋得以顺利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原因。而具有“帝国”气象的汉武帝时代的主要文化政策与政治理想,也因汉赋得以顺利展开。

西汉“合肥”非“都会”“输会”辨析

《史记·货殖列传》云“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这是“合肥”一词首次见于史籍。后世学者认为此处“合肥”就是合肥县,并据此认为西汉合肥县是“输会”“都会”。这是误读。比较《史记》《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其他都会城市可知,马、班并不将合肥视作都会。西汉时期,合肥所在的“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亦无千金之家”。其时九江郡共15县,户15万、口78万,合肥的户数不会超过1万、口不会超过5万。合肥位处江淮分水岭以南,西和北为丘陵岗地,北去淮河不通水路,交通运输条件不好。从生产力水平、交通、物产等方面分析,可知合肥亦非输会。《货殖列传》所云“合肥”,当指寿春附近有肥水与淮水相合,寿春才是输会。

六朝官僚制的叙述

引言正史百官志中记述的,均为整齐有序的官制。不过,这种整齐有序的官制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迄今为止,这一问题仍未引起充分注意。当然,毋须赘言的是,整齐有序的官制叙述的存在,与其叙述内容是否为历史实在,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从《考工记》再看《汉语大词典》

本文通过《周礼·冬官·考工记》与《汉语大词典》的比核,探讨语文辞书词目失衡、义项疏漏、理据缺失、义界不清、循环乞贷和释义欠安等问题。

《汉语大词典》所收《史记·天官书》天文类名物条目辨正

《汉语大词典》收录《史记？天官书》中的大量天文类名物条目,其中部分条目释义不善、不确或书证标点有误.

景祐本《史记》《汉书》中因一词多字造成的用字异文研究

以景祐本《史记》《汉书》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字词关系的角度研究用字异文,认为字词关系的不确定性导致的一词多字是造成用字异文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造成一词多字的原因主要有:因文字分化造成一词多字;因文字借用造成一词多字;因文字异构造成一词多字。

《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

本文以《独断》及蔡邕创作作为考察的基点,研究秦汉时期主要文体的性质、功用及其演变轨迹,试图把握秦汉时期各种文体的特征,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文体学观念至秦汉已经日益明确,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主要文体也多在秦汉时期定型。

清代传教士马若瑟有关汉语判断句式的研究

马若瑟在《汉语札记》中突破了词语的研究范畴,把"者""也"作为句式的标记,进入到了句式层级的研究。其相关内容虽然主要是判断句式,但并不是明确正式的判断句式的研究,而仅是句式研究。这一形式主义的泛性句式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可能是虚字研究发展到汉语现代句式研究的必经环节,可以说马若瑟的《汉语札记》开创了汉语文言句式研究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