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成功译作的背后——以邵洵美的《汤姆·莎耶侦探案》为例

邵洵美翻译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侦探案》于1954年初版,后几经再版,销量俱佳,继而被认定为名译。其成功的背后,既有外在的、偶然的因素,又有内在的、必然的原因。本文试图通过对该书英汉文文本的仔细阅读与对比研究,对其出版前后相关社会历史背景的解读,对其原因进行探析判断,旨在更好地欣赏译者创造的精美译文,同时,也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从交际翻译角度浅谈侦探小说翻译——以《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为例

侦探小说作为通俗文学中备受欢迎的一种体裁,以其复杂的情节和扣人心弦的悬念吸引了广大读者,对侦探小说进行翻译可以促进国内外优秀侦探小说的传播。本文在交际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对侦探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进行翻译,根据源文本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特点,具体分析了如何翻译口语化词汇、俚语、长短句和无灵主语句以及如何增添语篇关联词,归纳总结了直译、意译、增译、合译和转换等翻译方法和技巧,以期为侦探小说的翻译提供有益参考。

《福尔摩斯探案》译本对中国近代侦探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晚清时期西方侦探小说翻译中《福尔摩斯探案》颇受青睐,研究者将霍桑探案的作者程小青比作沟通中西侦探小说的桥梁人物。但福尔摩斯探案的翻译与霍桑探案的创作之间并非直线移植关系,期间福尔摩斯探案的接受经历了非常艰辛的接受历程。本文通过该译本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接受状况探析其对中国近代侦探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影响。

《霍桑探案》系列丛书对本土侦探小说出版的启示

侦探小说是一种重要的类型小说,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论文通过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回顾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颇有影响的中国本土侦探小说《霍桑探案》系列的创作与出版历程,总结其特色与成功经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与法治正义话语建构——以林纾译《歇洛克奇案开场》为例

晚清侦探小说译介热潮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其翻译关注重点不在文学性而在知识启蒙与文化探求。林纾译《歇洛克奇案开场》作为晚清侦探小说译介代表,通过对时空与人物形象进行重构,介入律法改革与正义话语建构。林译把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科学理性话语与约佛森式的传统侠义精神结合,为时人提供了乌托邦式社会图景,其文本中实现的正义、提供的法治想象启蒙了读者,成为开启民智、救国图存主流叙述的一部分。因此晚清侦探小说翻译参与时代叙事,有其独特启蒙价值。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张坤德的翻译策略与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

文章立足于中国侦探小说得以发生的原初语境,从《时务报》的办刊宗旨和传统审美习惯两个层面考察了张坤德翻译福尔摩斯侦探故事的策略,诠释了西方侦探小说得以立足中国文化场域的缘由,认为《时务报》上最初的福尔摩斯故事译作为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发生奠定了认知基础,提供了思想准备。

论侦探小说中的自杀情节——以《本阵杀人事件》《霍桑探案》《大唐狄公案》为例

横沟正史的《本阵杀人事件》、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与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都涉及到人物自杀的故事情节。这一情节表述在以上述三部作品为代表的侦探小说中不仅呈现出多样的类型,而且在情节悬念指向性、悬念接受心理等方面也与侦探小说中的他杀情节形成了鲜明的差异。与此同时,从《霍桑探案》和《本阵杀人事件》中的自杀情节分别对于当时中国青年思想状态及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折射亦可看出侦探小说中的自杀情节不仅有助于强化作品情节本身的悬疑性、曲折性,更投射出丰富多元的思想主题和文化蕴涵。

副文本:译本接受不可忽视的推动力——以《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为例

《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是我国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翻译的第一部合集。该作品一经问世便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和广泛的关注,至今多次再版。文章通过对译本中的副文本因素进行解读,深入探究《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中副文本要素对译本接受的影响,以帮助读者更加全面的理解和认识译本以及副文本的价值和作用。

融合与分裂——试论吴趼人《中国侦探案》的过渡性特征

晚清时期正是中西方文化激烈撞击与整合的活跃时期,这一对话过程对文学的影响尤为明显。就侦探小说而言,从翻译介绍到本土作家开始创作本国的侦探小说经历了一个融合的过程。吴趼人创作的《中国侦探案》虽不成熟,融合之中又有分裂的特质,但这又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学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特征。因此,对《中国侦探案》的研究也就有助于认识侦探小说如何在中西融合中找到一条民族化和现代化之路,对于研究近现代中国文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唐人街·探案》:中国侦探片的叙事创新

2015年底,国产侦探片《唐人街·探案》横空问世,自上映以来好评如潮,引起了电影界的关注。导演陈思成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唐人街·探案》应归结为推理或侦探喜剧片,影片同时具备商业和艺术双重属性。"《唐人街·探案》填补了国产侦探类剧情片的空白,从某种程度上说,该片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为国产侦探片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曙光。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叙事技巧在清末民初的移植——以《霍桑探案》为例

清末民初,大量侦探小说被翻译到中国,其中以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翻译数量最多,译介速度最快,影响范围最广。在其译介过程中,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中崭新的叙事技巧逐渐被译者所接受并移植到本土文学创作中,涌现出大批原创侦探小说,其中又以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最具代表性。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翻译不仅给清末民初的中国带来了全新叙事技巧,更是在推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批判锋芒下隐伏着的“厌世”心绪——评吴趼人的《九命奇冤》与《中国侦探案》

在《九命奇冤》与《中国侦探案》里,吴趼人再现了新小说里几乎很难再见到的"忠奸对立"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吴趼人赋予了小说里清官能吏们"仲裁者"的权力,这种权力在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里是已经被消解了的。这种"忠奸对立"模式的重现,清官能吏对"仲裁者"权力的重新获取,表明《九命奇冤》《中国侦探案》并不单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那样纯粹的谴责小说,它们也反映出吴趼人思想上的转变。

戏仿的侦探小说与解殖民诉求——论周瘦鹃《临城劫车案中之福尔摩斯》

《临城劫车案中之福尔摩斯》以民国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为叙事背景,戏仿了西方侦探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及斗智情节。在小说滑稽嬉笑的表层叙述下,实则隐含着周瘦鹃对现实强烈的反讽意识及其作为半殖民地文人的民族本位立场与解殖民诉求。同时,小说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周瘦鹃的伦理困境、保守倾向与身份焦虑等解殖民迷思。从半殖民与解殖民的视角解读文本,为研究民初半殖民地文人抵抗殖民的文化心态,为探讨个体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深刻关联提供了别一视窗。

中国反特小说的“人民政治”与“侦探类型”

一、中国侦探小说史的“断裂说”与“消亡说”。在中国通俗文学史或侦探小说史叙述中,常常将20世纪50—70年代指认为中国侦探小说的“断裂”与“消亡”阶段。确实,在20世纪50年代,从一系列侦探小说杂志的陆续停刊(如《大侦探》《新侦探》《红皮书》)或南迁至香港地区(如《蓝皮书》),到“霍桑探案”“侠盗鲁平奇案”等中国本土系列侦探小说创作的终结,从《福尔摩斯探案》等西方侦探小说译介作品饱受意识形态批判,到“鸳鸯蝴蝶派”作家群体的风流云散等情况来看,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发展确实可以说是被“中断”了。

论程小青“霍桑探案”系列的叙事空间类型

结合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程小青“霍桑探案”系列小说中的空间可以分为物理空间、想象空间与社会空间。物理空间是真实存在的空间,如案发现场、破案过程中的行动场景等,承担着整个故事的物质基础。想象空间是基于人的精神意识再现或重构的一种空间形式,包括对案发过程的回忆、报刊的案件信息、读者的心理空间等。社会空间则是一种包含着家庭、情爱、政治、财产等社会关系的容器,是反映着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空间。程小青小说中呈现出的不同类型的空间,在链接叙事进程、体现人物心理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对《霍桑探案集》的影响

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对中国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程小青在翻译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同时,在借鉴柯南.道尔创作手法的基础上,其作品又融入了众多的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的"中国侦探元素",创作出了中国独特的侦探形象霍桑。

“门角里福尔摩斯”:赵苕狂和他的《胡闲探案》

被称为"鸳鸯蝴蝶派主力"、"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的名编辑"的赵苕狂,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在上海从事通俗文学期刊的编辑活动,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其中以侦探小说为多,影响也最大。他的侦探小说代表作品《胡闲探案》系列,从人物形象、叙事方式、前后期的变化等方面,体现出中国早期现代侦探小说的类型特征。

《霍桑探案》的创作背景及对近现代社会的思考

《霍桑探案》的科学精神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存在明显差距,程小青一方面从《福尔摩斯探案》获得启发,一方面积极主动学习、运用西方先进的侦探心理学理论,使得他的小说有别于民初众多的侦探小说。此外,小说选择的背景展露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原貌,包含着作者对当时众多社会问题的积极思索与担忧。

程小青侦探小说创作的现代性追求

程小青侦探小说的价值更多体现在思想价值、文献价值、文学变革等方面,其中也反映出程小青强烈的现代性追求。程小青以侦探小说烛照中国,诊断现代化转型中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种种病症,在宣扬科学理性精神的同时保持着审慎的批判与反思,试图破解中国落后这一"疑难案件",进而探讨得到些许建设性的方案。不过,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思索也存在误区。